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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老师就把全班同学的“家庭成分”公布出来，“家庭成分”“好”的参加了红卫兵，压制“家庭成分”“不好”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莫旗，你还算幸运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小学五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动则让所谓的出身不好的同学举手，他点数。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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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薇说，你们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心惊胆颤，我父亲是资本家，是北京四大茶庄的创始人之一。我在文革开始时，谎报了出身，只说自己是职员出身，之后我却每天害怕被揭穿，怕红卫兵去外调，查出我父亲的真实身份。幸亏我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要是活着，这次运动不定受多大罪呢，我的出身无论如何也就瞒不成了。那天看你们在台上挨斗，我心想自己要是不谎报出身，也早就被轰上讲台了。

      隐瞒出身的日子真是提心吊胆，有时我恨不能说出事实真相，坦白自己谎报了出身，那样倒也轻松了。然而我没有勇气。66年八一八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我去了。可咱们班有七八个同学没让去，是红卫兵公布的名单。后来我听一个没去的同学说，事后她们没去的几个同学到天安门前，站在金水桥畔，含泪向毛主席像倾诉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是热爱您老人家的，我们一直听您的话，也是好孩子，可为什么我们连见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呢？我知道了心想，自己要是不隐瞒出身，肯定也不会让我去参加接见。看到红卫兵拿出身不好的同学不当人，而那些受压迫的同学，又个个忍气吞声，我就更不敢坦白了，我知道诚实的后果，就是被扫入受压的行列，因此我最终都没敢坦白。

      咱们班去插队和兵团的走了几拨之后，红卫兵们先后被分到北京的工厂。我实在是不愿意走啊，始终没报名上山下乡。然而纸包不住火，工宣队有一天找我谈话，严厉地问我：靳，老实说，知道你是什么出身吗？我说是职员。什么职员！告诉你，你父亲是大个资本家，分在北京工作你休想！说吧，打算去哪？什么时候走？当时正有报名去东北兵团的，我就报名了。

      去派出所注销户口时，看到片警撕下户口本上我的那一页，扔到字纸篓里，我心中一沉，知道自己从此再也不是北京人，伤心地哭了。不过我还是庆幸，自己始终没暴露出身，大多数同学，尤其是红卫兵，一直不知道我出身资本家，工宣队在最后一刻向我摊牌时，多数同学都走了，我可以不再为隐瞒出身之事提心吊胆了。

      谁知，阴影始终跟着我。到了东北后，我们团专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名单，画出大表公布在墙上，一行行，一列列，标识得清清楚楚。某某，××出身，现在×连×班……谁的出身情况，大家一览无余。一天，我去团部办事，看到了墙上的这张表，我的姓名自然也在其上——出身是资本家。看到自己姓名的一刹那，我怒火万丈，自愿也好，不自愿也罢，我已经来到了边疆，还公布这些，到底想干什么呀？回到班里不久，我就感觉到那张表发挥作用了。周围的同学常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个别男生在与我对面走过时，我会听到背后小声骂一句狗崽子！我拼命地干活，好好表现，但是没人理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