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暑假还没开学的时间，到爸爸的工区去玩。工区在天山脚下的二西沟，爸爸单位修了一条从乌苏到二西沟的简易公路。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开得很慢。开车的司机和乘车的叔叔们，有好几支双筒猎枪，他们都不会放过打猎的好机会，睁大了眼睛四处寻摸着。戈壁滩上黄羊、野兔很多，黄羊要么三、五成群，要么二、三十只为伍（现在看很象电视上看到的藏羚羊），看见汽车并不十分害怕，离汽车有个四、五十米远就不把汽车放在眼里了，在那里悠哉悠哉地吃草。但枪一响，它们的速度就象离弓的箭一样快，嗖嗖嗖，很快就跑远了。汽车走走停停，那天他们打了两只黄羊。在乌苏的戈壁滩上，叔叔们是不会对自己的枪法失望的。目睹了业余猎手的表演，我第一次感觉到打猎真的很好玩。汽车越往天山方向开，戈壁滩上的草就越多越绿，到爸爸工区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满眼翠绿的低矮丘陵之中。

    第二天，几位叔叔说要带我去爬天山，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牵来一匹马，说路远怕我走不动，让我骑马。我骑在马上，他们牵着马，背着猎枪，一行人向天山前进。没走多远，上了一个小坡，突然眼前一亮，天山脚下一片大草原，我们来到了赛力克提牧场。星星点点的几个蒙古包，炊烟袅袅。羊群就象春天一片片还没有完全融化的白雪一样点缀着绿地毯似的草原，路边几只嬉戏的小羊羔十分可爱。望着越来越近的雪山，这时才看清，雪线以下黑色的山体原来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白雪皑皑的山峰晶莹剔透，奇峰突兀，形态各异，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我们顺着山沟向上爬，身上发热出汗，而山风冰凉刺骨，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太少，不宜再往高处爬，只好作罢，退下山来。山脚下有一个伐木场，到处都是比房子还高的原木垛，工人们都是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在干活，可见天山的夏天虽然风景美丽，气候却是变化无常的。

    当时乌苏县有两所学汉语的小学，我就读的乌苏县第二小学离家很远，在卫生街。乌苏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北疆又是工业发达地区，除回族以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孩子学汉语，所以学校里以回族、汉族学生为主，还有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的同学。我们一个单位的职工子女在二小读书的有雷茂福（同班）、雷茂禄、王福祥。现在只记得一位教师了，他是河北省安国县人，家住在乌苏县兵役局，我们到他家去玩过，他当过骑兵，有一把战刀挂在墙上。

    国家那时已经很注重对小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校有一次组织全校学生到阶级斗争展览馆去看展览，展览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名叫毛拉汗的男子，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兵和土匪，解放后不好好生活、劳动，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打击进步人士和街道干部。有一次手执匕首追杀一位干部，眼看追到跟前，一刀刺下去，没刺到那位干部，反而刺进了自己的大腿，他用力拔出匕首，继续追杀。由于过于穷凶极恶，民愤很大，政府决定将其抓捕，但他狡兔三窟，东藏西躲，总也逮不住他。有一天毛拉汗偷偷跑回家，其妻劝其自首，毛拉汗便将妻子和两个孩子全部杀死，自己吊死在屋梁上。毛拉汗事件轰动了整个乌苏，那个展览馆每天都有不少人前去参观。

    1959年时，1958年的“大跃进”热度还没退，学校里劳动很多，每天下午都要劳动。劳动多了，课自然就上得少了，但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并不少。老师把全班同学按家庭住址的远近，编成学习小组，规定每天晚上必须到组长家做作业，温习功课。乌苏是高纬度地区，冬天白天很短，天亮得晚，黑得早。我每天吃完晚饭，天已经很黑了，必须摸黑赶到姓杨的组长家。晚上九点钟（乌鲁木齐时间）才能结束回家。对乌苏县城不熟悉的我，每天晚上在漆里的巷子里乱窜，甚至迷路，着实害怕。尤其是震惊全县的杀人犯毛拉汗就住在杨同学家的大门口。毛拉汗上吊后，他家的房子没人住了，门窗都没有了，黑洞洞的，每次从他家门口走过，我都感到头皮发麻，生怕毛拉汗的鬼魂跑出来害人。

   从我家到学校，要经过同班同学马国义的家门口，所以上学、放学我们都是同路。过了马国义家不远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在广场北侧鹤立鸡群地耸立着一座很大的庙（我不知道这个庙的名称，在这里暂且管它叫“大庙”），最少有四层楼房高，由一人多高的围墙围着。不难看出，由于没人管理，大庙已破败不堪，从它的翘檐画栋、红墙古钟可感觉到它昔日的辉宏。这个没有烟火的大庙，成了野鸽子的栖息地，成千上万只野鸽子在大庙的梁、檐里筑巢，走到近处，一片“咕、咕”声。马国义会用两个手指压住向上翻卷的舌头吹口哨，一吹口哨，大庙上的鸽子便惊飞起来，遮天蔽日，甚是壮观。后我也学会了这样吹口哨，吹得十分响，五米之内的人不捂耳朵都受不了。我们每天到大庙，都会逗留一会儿，看被我们的口哨惊飞起来的鸽子上下翻飞，十分开心。而老师则经常检查男生的手（因男生的手又脏又黑，用以吹口哨的手指放在嘴里，变得很白，是吹口哨的证据），认为吹口哨的男孩子都是“小二流子”，不让学生吹口哨。所以搞得我们这些会吹口哨的“小二流子”男生右手总是插在裤兜里。

   （六）我的舌头

    1959年的冬天，是学校劳动最多，上课最少的时段，除每天下午积肥，打扫卫生，挖树坑以外，老师还要同学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捡肥料带到学校。天山北麓的乌苏，气温很低，十分寒冷，我的手、耳朵、脚都冻得流脓，穿了一双毡筒也无济于事。有一天后半夜，我也不知道几点钟了，看到窗外蒙蒙亮，就赶紧起床穿衣，拿了一个冻窝头就往学校跑，想把书包放到教室，拿上工具去积肥。到了学校，天还没亮，同学们都没来，值班老师还没起床，我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口背风。这时我突然看到教室门的挂锁上结了一层白白的霜，心想这霜不知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便用舌头去舔，想知道个究竟。没想到一下就把舌头粘在了铁锁上。忍痛用力往下拽，立刻鲜血直流，痛得我大叫，幸好被住校的值班老师听见，立刻端来一盆火，才把我冻在铁锁上的舌头烤化下来。舌头掉了块皮，流了很多血。后来，我所有的课目中，音乐课唱歌最差，“文革”中不会唱语录歌，单位经常搞大合唱，我也唱不好，别人说我不是走调就是漏气，我暗自怀疑，是不是那次把舌头冻坏了？

    同学昂得勒昂（俄罗斯族，学名已忘记了，只记得俄语昵称）家是猎户，有一只狗拉爬犁。他只要把狗爬犁拉到学校，就叫上我，和他一起去积肥。我们拉着爬犁在大街小巷转悠，凡是见到牲口粪和一切可以沤肥的东西便放在爬犁上，运回学校。当时虽然怕完不成任务挨老师的批评，但因为不上课，仍觉得很开心。有一次拣到一头冻死的毛驴，正准备用爬犁运回学校，被爸爸单位的一个工人看到了，他听我们说是运回学校当肥料，便说太可惜了，这么大一头驴有很多肉，叫我们给他。我们很不情愿地答应了，那天我和昂得勒昂空手而归。

    我到昂得勒昂家去玩过一次，他家在城郊，离学校比我家还远。他家的房子是一座高大独立的平房，有四、五间，房子的外墙全部用野猪皮包了起来，只留下门窗的位置没有包野猪皮。从远处看是一座黑灰色的房子，近看也不知道这房子是土墙还是砖墙。昂得勒昂介绍说，这些野猪皮都是他爸爸和他大哥打猎攒下来的，把野猪皮钉在外墙上，夏天可以防雨，冬天可以保暖。可见他家打死多少野猪！而我觉得他们打的最多的猎物还是黄羊和野兔，因为在他家房檐底下和篱笆上挂满了剥了皮的黄羊和兔肉。他一家人都是白皮肤黄头发深眼窝蓝眼仁，昂得勒昂是他家里最小的男孩，上边有几个哥哥姐姐，下边还有一个妹妹。他家的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除了说俄语外，他们还会说哈萨克语言和汉语。他妈妈很热情，我的到来，使得他家热闹了一天。离开新疆以后，每看到电影上外聘的特型演员，我都会想起昂得勒昂，他一家人都可以当演员，可惜没人发现他们。

    1960年2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活了近五年的新疆，告别了同窗好友，随爸爸迁到浙江，从此在新疆的童年生活就由现实变成了历史，新疆情结就象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总在耳边迥响一样，永远地揣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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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莫版的回忆，我们也到新疆转了一圈。了解了新疆的风土人情，欣赏了大自然的风光。

莫版舌头粘在铁锁上的那一刻可够让人揪心的。好在没有大碍，好可怕呀！

南疆北疆来回倒，

童年场景记忆牢，

景色人物都说到，

楼主记性可真好。

同感！

文章已读，写了很好，描写生动，平实地记录了那段往事，向莫旗问好！新年快乐！

    谢谢千帆关注，那时我们还真的不太懂事，不爱学习，只要不上课，干别的都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