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队到了生产队的队部，这是生产队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一处土坯房，一排七八间的样子，西侧是一间大库房，大约占了两间，接着是办公室两间，一间会计占用，一间队领导开会用，中间是一个过厅，也占了一间房的位置，过厅向东的两间屋，是计划让知青们住的。队领导还在院子里搭起了两顶崭新的蒙古包，包里专门为知青设置了三寸多高的木板地面，上面铺着雪白的新大毡，它把整个蒙古包的西、南两面都占上了，靠西南角还旋转了一个颜色鲜艳的小木柜，中间是新装的铁皮火炉，火炉旁是一只崭新的木桶，约有一米多高，上口较小，下面则较宽些，那是用来搅拌酸奶的器具。西南角则是同样崭新的木制碗橱，还有一只木制锅架，上面是一口乌黑锃亮的铁锅。这当然也是为知青们提前准备好的。

原来，这个公社去年听到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要来插队，赶紧提前做好了各种准备，一次又一次地到旗里去抢知青，却由于上几批知青都已经提前选择好了好插队的地点而没有成功。最有意思的是公社食堂当时为迎接知识青年的到来包了很多的纯肉馅饺子，结果知青们没来，放在大号水缸里冻了一个冬天，到我们来时才开始陆续地吃掉了。我们生产队的准备工作当然也做得非常充分。

谁想得到，这批知识青年对这些现成的安排并不满意。几乎所有知青都一致提出强烈要求：“我们是来和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怎么能脱离群众住队部呢？”那时候我还算是这个生产队插队知青的带队人，于是接我们的队领导、书记满都拉就问我的意见，我看看天色还早，就要求“今天就把我们分下去吧。”于是，生产队领导紧急磋商后，按照男生一人去一家、女生两人去一家的安排，把我们下队的七男八女十五名知青分别领到了“自己的”家中。同时，也为每名知青配备了自己的专用马匹，鞍具则仍然先借用当天使用的那一套，新的鞍具则是过了几天陆续采购回来给大家配置的。

分配给我的，是一匹老马，大家都叫它“铁马”，棕红色的毛，墩墩实实的样子，据说已经十岁出头了。这是从生产队唯一的牧主家没收回来的马，同时没收的还在一套银饰打造的鞍鞯，于是我有了知青中唯一一套银鞍具。

接我回家的是这个生产队的贫协主任，叫来宝。他是从军队复员后来这个生产队落户的外来牧民，汉语说得挺好，应该也是为了照顾我这个一句蒙古话也不懂的知青小头目吧。

再次骑上马，我随着这位四十出头的“阿爸”来到了自己在草原上的家。

一顶破旧乌黑的蒙古包，一位健壮欢乐的“阿妈”，几个欢蹦乱跳的弟弟妹妹。我一下子就被融入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牧人家庭。

阿妈身体肥硕，脸上永远是那么欢乐。即使在她有事紧绉了眉头苦恼时，只要是对了我说话或做事，也一样是立刻展现出她特有的笑容。

大弟弟叫窝热金，从小就是一个放牧的好手，后来当了生产队的武装民兵，还获得了“神枪手”的美誉。

二弟白乙门德，一条胳膊得过骨结核，有明显的瘘管和伤疤，却从来没耽误过干活。

大妹是个受气包，一天到晚地挨着骂，干活一点不比别人少。我当时对她倒还是一视同仁，她也喜欢经常来找我撒娇。可现在我却居然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汗颜!

三弟吉日格勒，似乎是家中最受宠的孩子，我在的那几年似乎没看到他干过什么正经活。

小妹妹叫索乙拉，汉语是“文化、文艺”的意思，我们下乡时她还的襁褓中。

这就是我在草原的一家人。

98年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带了儿子回第二故乡省亲。全家只见到了已经年迈的阿妈。她变得瘦瘦的，腰明显地佝偻着，看到我只是一个劲地流泪，抓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请人为我们照了一张相，才知道她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专门看望我的，一会儿就要随同来的车回去了。那些妹妹先后出嫁，弟弟们则跑到外公社去找工，原来他们长大后太爱喝酒，把自己的畜群全喝光了，不得已才外出去给他人家里当牧工了。至于阿爸，早在我回来前的好几年前就已经去了天国报到，愿他在那里能够安息。

白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