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童年

    困难时期的时候我六岁。

    那时还小，不懂得什么叫“困难时期”。只知道在幼儿园后期的时候，吃的就远没有刚去时吃的好了，牛奶稀了，面饼小了，也难咽了。我依稀的听大人门聊天说是开始吃“三两”了。我不知道吃“三两”为何物，只知道我家放吃食的竹篮子，不知何故由常放在碗柜改作吊在了屋墙上。而且由慈祥而变得严厉的爷爷眼不错珠的看管起来。

    再也没有了我要什么爷爷就能从里痛快的拿给我吃的好日子了。后来我和哥哥退出了幼儿园回到了家里，才发现无论是街上和家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街上要饭的人多了，刚开始还几天见到一个，后来是一天见着几个，而且都是拉家带口的脏人，有人管他们叫“盲流”。

    我家对门是一个部队的大院，每当到他们开饭的号声一响，大门口就挤满了讨饭的人群，弄的后来他们不敢再吹号而改作了吹哨，吃饭排队也从前门该作来走后门。然而那些讨饭的人们还是固执的等在大门口，等到挑泔水的人一露头便一拥而上，一抢而光。端着破碗就在道旁“吱吱”喝起，全然不顾令人作呕的算臭。部队明知道他们的泔水不可能到圈猪的腹中，但还是按时走出这个大门，不知道这些当兵的到底想些什么。

    我也怕这些“盲流”很怕他们一不注意就跑到我家里来抢我们的东西吃。这事不是没发生过，我记得有一次爸爸不知总哪弄了些非常小的地瓜毛子，晚上煮熟了以后就放在窗台上留作第二天的早饭，因为夏天很热，就开着小窗子睡的，等到第二天一看盛地瓜的盆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当惊诧莫名的爸妈出门到了院子里，才发现我家的窗根儿下躺着一个翻身打滚不断呻吟的褴褛汉子。原来是他在半夜把手伸进窗子把地瓜偷吃得一干二净，撑得躺在地下起不来了。

    隔避刘叔叔也遇到的事就可笑了，比我家的遭遇更有戏剧性：一天早晨，刘叔叔起了个大早去到一个叫“小乐意”饭馆买了两个烧饼准备回家给患病的刘婶子吃。当他买完后走过一个小胡同口刚要拐弯时，突然被人一把抢过了他手中的烧饼，当过兵的刘叔叔岂能让他轻易的占了便宜，一个箭步上前拽住那人的脖领，随后一个扫堂腿就把那人撂在了地上。可等他再下手想抢回自己的烧饼时，才发现那个人已经把两块烧饼吞进了肚子，噎得正翻着白眼，刘叔叔只好骂骂咧咧的自认倒霉悻悻而去。

    那时我家的前后院里有很多树，其中有几棵大榆树。在一开春树上刚接冒芽的时候，离地面低的枝条上的榆树钱很快的就被饥饿的人们撸光了。只有高的部分还有几枝上多少有些，一天，我家住农村的姥姥来到我家送来一小袋玉米粒，当走过我家的后院看到这棵榆树的时候居然惊叹不已：“怎么，你们这还有这么大的榆树？！还有榆树钱儿？这在咱们家可是连树皮都要给扒光的呀。”我一听说这树还能吃，就飞快的跑回了家里，拿一个小布袋就爬上了树，由于我长得瘦小枯干灵活得很，几下子就蹿上了树梢，在胳膊粗的数枝间向猴子一样的悠荡，一会儿工夫就把布袋装了个满登，回到家里，由姥姥洗干净放点盐掺在了玉米面里给贴了饼子，当贴好后我咬了一口，真的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香甜。

    然而在大饥荒的第二年，人们的日子就更苦了。城里讨饭的人员越来越多，车站前的收容所里经常是人满为患，成卡车的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大人和小孩，街上每天都看见饿晕在街上的男人和女人。在我们家门口也是总有人倒下，爷爷和邻居们只能给灌些糖水先把人救活再说，因为谁的家也没有什么吃的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配给的都是属于代食品类的东西。玉米芯子粉碎的“淀粉”、泔水缸里的白地酶菌做的“人造肉”、不知什么东西熬的象奶汁一样的“银豆奶”，又苦又涩的难喝极了。谁家要是蒸了一锅大饼子，那香得满院子的人都流口水。春天一到，院子里的树又开始倒霉了，榆树钱儿就不用说了，什么杨树叶，柳树狗子（刚长出的柳絮芽），槐树花、甚至矮榆树墙上的嫩叶都被人们摘吃光了。饭店里也被有什么可卖，菜谱上居然出现了“糖馏白菜疙瘩”和“扒猪皮”的字样（爷爷说的）。

    那时市里的各个单位都自己去找地开荒办小农场，爸爸和妈妈整天的分别在自己单位的农场里劳动，每天都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我们才能跟着他们吃一顿象样的稠粥（爷爷做饭），可是一到白天就基本上没什么可吃的了。我那时还小，当我饿得不行了的时候，就到菜市场旁的垃圾箱里去翻菜帮子和臭韭菜吃，只要是能下肚的、药不死人的东西我都往肚子里填。到现在一提起这事来，连我老妈都说，我是老天给养活大的。其实那时我最盼望的就是妈妈下班回来，能给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两根胡萝卜之类的吃食。

    我家后院的俞局长（当时的工业局）家也和大家伙一样闲着半拉肚子度日。要到周末才能吃几块纯玉米面的大饼，平常的时候一样喝粥。因为他家的老三是我的同学，我总上他家写作业，他家的人也都很喜欢我，有时就省下半块饼子（确实，就是半块。）给我吃。我还记得有一次俞婶子给了我一个黑麦面作的花卷，我吃着比我在幼儿园时吃的蛋糕都香啊。

    还有一次，他家老三和我饿了，他要给我买吃的，结果他的口袋里只有二分钱，我俩只好到菜棚子里买了一把小葱各分几棵扒着嚼了。我们那时最盼望的就是，什么时候要能吃上一顿黄黄的玉米饼子，那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

    我有个农村的舅舅那时正在读高中，放假的时候他上我家来过两次，看到我家的粮食不够吃就十分着急，总想帮我们家弄点吃的。于是他就找来一根旧铁丝，在晚上钻到大地里去偷青玉米，先用铁丝穿上围在腰间，然后连夜跑了四十里旱路来到城里我家，放下后连水都不喝一口就着急赶着回去上学，以后几乎是每个星期都来一次，送一串玉米回来。那一年。他为我们家解决粮食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年的春天，形势有所好转了，各家的粮食虽然不够吃，但是一走出郊区就会看到，可地皮都是能吃的野菜，什么苣荬菜，苦麻子、扫帚菜、马齿苋多了去了。采回家用热水一焯，拌着吃，炒着吃，做菜团子……我家就天天的吃这些东西，吃得我的肚子就象大鼓一样，脸都绿了。

    等到了上秋新粮下来的时候，粮站来了几车地瓜，人们为了赶紧买到手，就在粮站的院子里通宵排队。虽然我那时才几岁，也自告奋勇的替妈妈排队买粮。那天，粮站大院里可是人山人海的，我排了一个白天，好容易快到开票的窗根底下了,人家也要下班了,眼看着里边的人都在收拾票卡箱子在点钱结帐，把我急得立刻就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就哭来了粮站主任，他问了我哭的原因后就和我前边的几个大人商量：排队的是一个小孩，还是让他赶紧先买了回家吧。几个大人一看我挺可怜的就把我让到了前边，恰好妈妈来给我送饭来了。知道这个情形后也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的买了一袋地瓜和我回家了。

    这就是我在困难时期经历过的事情。（完）

      困难时期的上海情况显然要比闲人那儿好多，但吃豆渣、花菜叶等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