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

算作前言

最近在收集有关“文革”的资料，看到一些人写的“文革”经历，突然想起，自己从头至尾经历了“十年文革”，也是这“文革十年”塑造了自己人生的基本轨迹；是不是也可以写一部这样的回忆录？初稿定的题目是亲历“十年文革”，似乎太过直白了。今天起开始修改这部回忆录，决定将题目改成《十年风雨中》。

似乎一生都在写一部小说。改了又改，已经有几十年了吧？也许永远都在改，也许永远写不完……可那又怎样？写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的不断回顾。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可以在这种回顾里不断总结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反思自己。“文革十年”，本是一直在写的这部小说中很重要的素材，现在做的，只是去掉其中的虚构，真实地再现一条曾经走过的道路。

我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7岁，到十年文革结束的时候，还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少年到青年的蜕变过程，恰恰就是处在“十年文革”中……

我想，没有人不明白在人一生中，这个时间段有何等重要？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定型，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完成性格方面的定型。我很清楚自己的许多个性化的特点，都是在那个时间段里成型的；甚至包括现在的文字风格，至少有70%，就是在那个阶段形成的。

我出生在一个老干部家庭，是个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说明这一点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因为这种出身牵扯到文革初期对运动的态度，也牵扯到今天对这场“浩劫”的反思。当年，恰恰是这些所谓“红五类”里最显赫的一族，做了文化革命最初的急先锋，也恰恰是他们，又成了文革中第一批替罪羊！他们就是第一代“红卫兵”的创始人！

需要在前面说清楚的还有一点：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而是一名西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可能因为家在北京，因为在北京长大，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我比别人更加关注发生在北京的事情。其实，这十年里，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建设兵团，直到1974年离开兵团。那一年我进了四川泸州长江起重机厂，后面三年，是在工厂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把有些问题在前面说清楚，是为了避免在记述中不断加以解释。

16岁的游子

在六个子女中，我是最早离开家独立生活的。具体时间是1965年8月。

一个初中生，千里迢迢奔赴塞北，到渺无人烟的大西北去屯垦戍边，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响应党中央号召。

那个时候，有个很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就是这个口号，让一批批、一代代的所谓有志青年，奔向农村、奔向边疆、奔向祖国四面八方。当年的邢燕子、董家耕、侯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其实，现在看起来这种“壮举”，更多还是源于年轻时代的冲动。一旦付之行动，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没有人可以预见到，这种冲动在以后会产生怎样一种结果？

至少我的结果就是，从此成为一个始终在外面飘忽不定的游子！

我16岁离家，一直到32岁以后，才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苏州与父亲共同生活。然而，北京的那个家，母亲所在的家，从此再也没有回去长期生活了。有的只是一次次短暂的探亲度假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妈妈在哪里，那里就是家。”从这个意义上看，恐怕一生，我都是个浪迹天涯的游子。

发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两个重要决议。根据《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异军突起，充当了这场所谓“红色风暴”的急先锋。

所谓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只是以北京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为主体，活动的范围仅限于校内，表现方式主要是大字报和大辩论。那个时候，“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连”四种形式就被称之为“四大”。

各大院校以及后期被卷入的各个中学，围绕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讨论。最早参与的一批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弟，于1966年5月下旬，开始在北京组建了“红卫兵”，并首先在首都的中学生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

此时的毛泽东，从他当时的政治需要考虑，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精神表示支持。

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推进。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处以这种方式，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再次表示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态度。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以及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其实“红卫兵”只是个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

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大致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主要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以后，“红卫兵运动”以“破旧立新”的形式推向社会，行动手段也从大字报、大辩论等较文明的方式，发展到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甚至“戴高帽”“游街”等极端行为，更为严重的“打砸抢”行为也时有发生。

当年叱诧风云的人物早已年近古稀。比如像曾经在天安门城楼，将一枚红卫兵袖章，戴在毛主席胳膊上的宋斌斌，

1966年7 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这基本就是最老资格的“红卫兵”组织了。

8月18日，身为“北师大红卫兵”发起人的宋斌斌，在天安门城楼得到毛主席接见。她将自己胳膊上的红袖章带到了毛主席胳膊上。据说毛主席在询问了她的名字以后，还为她改名“要武”。

如今宋斌斌应该65岁左右了。

受到领袖的恩宠，这是一件在中国特别值得炫耀的事。不要说中国历史上那些被皇帝恩宠的文武大臣、宦官嫔妃，就是直到今天，中国人对领袖的那种带着盲目的狂热崇拜，还是表现的那样淋漓尽致！所以，当我们今天去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就不应该去一味地谴责，一个当时不过17、8岁的毛丫头。

看待历史，应该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而不是用今天的观点去看待昨天的历史。无论是对“红卫兵”当年的“罪行”；还是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都应该客观公正。

谁也不能否认，在极左思潮的狂热推动下，在几近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中，的的确确出现了许多残酷，甚至极血腥的场面。

疯狂的青少年们，不仅将矛头对准所有与所谓“封资修”相关的东西，他们不顾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当时那种几近疯狂的行为，既是那样的幼稚、无知，却又充满巨大的破坏力。

几乎是一夜之间，大批学校图书馆里宝贵的藏书，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都听说过焚书坑儒，当年红卫兵的焚书，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各种名著，像 《红楼梦》《西游记》，以及其他世界名著都遭到焚烧。还有各种古迹、像石碑、遗址、以及庙宇等，纷纷遭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像故宫、颐和园这样的名胜古迹，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极力保护，也必定难逃厄运。

在所谓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抄家”“打人”风气，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即，已经定性的“地富反坏右”等身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以后，范围逐步扩大，冲击到了包括、名作家、名演员在内的上层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最后甚至包括普通的工商业者和大中学教师，也都成为了“红卫兵运动”冲击的对象。

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有发生，其实最严重的情况还是发生在北京。“抄家”在北京变成了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我的家当时在公主坟，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居民楼里。

住在这座楼里的，既有像我家这样的干部家庭，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外归侨。当然，也有更加寻常普通的人家。我们这个楼栋门里一共住了15户人家，先后被抄过家的就有8户。这是一个多可怕的数据？

像我家和四楼另外一户干部家，都不止一次被单位不同的群众组织抄过。我家的藏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那》、《复活》等等……我少年时经常阅读的书籍，都被造反派们席卷而去。

三楼有户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当时几乎被洗劫一空，连他家女孩子储蓄罐里的各种硬币，也没有逃过这场厄运。

在被抄的8户人家中，就有6户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打人的情况。我的母亲虽然当时没有被打，被关进“牛棚”以后却挨过很多次毒打。

那时候红卫兵有一钟很典型的装束：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一根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右手握红宝书。

不要以为什么人都可以这样着装，如果你不是红卫兵，借给你几个胆子，可能也不敢这样穿戴！因为这身装束本身就是一块红招牌，是一种享有特权的象征，是当时拥有生杀大权的，最高统治阶层的标志！何况，这套军装也绝对不会是哪家商店里买来的，一定是他家老子的东西。因为不仅是所谓“军干”，或者叫“革军”家庭出身者，家中有现成的军装，就是其他干部，（当时的出身叫“革干“）又有几个不是当兵的出身？

红卫兵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正宗货，包括那条随时可能挥舞起来打人的武装带。他们依仗的是，老子们打江山的丰功伟绩。当然，还包括如今又是“当朝一品大员”！他们的确是一群新生的”八旗子弟“。

坦白说，我也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一员。但是，并不等于我在当初赞同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了这种分歧，我经常和二弟发生口角。

我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大姐是个书呆子，又不在北京读书，从来就不关心这些“国家大事”。她是天津大学化工系的学生，大学里“热火朝天闹革命”的时候，她却跑回北京家中关起门读书。

二姐已经工作了，而且出嫁不久。她关心的是怎样搞好自己那个“爱的暖巢”？

三姐从小热衷政治，读高中时已经是党员，又在北航读书，对文革的态度非常积极。不过，她起码还不会拿着父母的地位在外面耀武扬威。她也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呆着，她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身了外面如火如荼的“大革命”。

三弟还小，比我要小3岁，当年只有14岁。他刚刚上初中几乎什么也不懂，完全不可能去参与什么活动。

那时，我家表现得最疯狂、最活跃的是二弟。他成了所谓的北京“老红卫兵”，后来还加入了“西城纠察队”。

每当他回到家里，用那种得意洋洋的口吻讲述着这些“高干子弟”，在外面的“丰功伟绩”时，总会遭到我的讥讽。我更加反对他，整天穿着一身军装，提着一根武装带，骑着个自行车，出去招摇过市。

功过

无疑“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一支很重要的力量；而且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推进民主平等、反对资本主义腐败等方面，“红卫兵运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正面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青年学生的狂热革命热情，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红卫兵”成了“中央文革”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这些青年学生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现在有人主张，也要追究这些人当年的责任。我不知道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又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与目的？

对于一些现年龄不超过50岁的中青年，恐怕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并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要知道，今年50来岁的人，文革结束的时候也只有16、7岁！果真因为自己的家庭曾经受到了冲击吗？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样一种强烈的阶级仇恨，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真的是因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大浩劫？而今的这些人们还在痛定思痛不成？恐怕未必！

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去分析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不要说一群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就是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又有几个真的了解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已经搞错了方向？即便是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认识，又有几人敢站出来说“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既然如此，凭什么到今天却提出来，让这些当年的孩子们，去承负这样沉重的历史责任？

其实，“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去阻挡它的产生与发展，或者，是可以置身于外的。“红卫兵”作为当时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也不是“一言以蔽之”就可以盖棺定论了。虽然，如今已经时过境迁，大多数当年叱诧风云的“红卫兵”小将，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要想公平、公正、客观地去讨论“红卫兵”当年的是非功过，至少应该对当年的所谓“红卫兵运动”有较为客观与详尽的了解。如果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评论当年的这场“红卫兵运动”，得出的必定是“想当然”的结论。

“红卫兵”那种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被部分人利用，对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对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地破坏；对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文物，以及私人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社会的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观造成了重大的干扰……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样一种巨大的能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今天，已经很难用时下的思维方式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只想提出两点来讨论。

从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又分别在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了红卫兵。在8月18日到同年11月26日，在短短的3个半月时间内，一位国家领袖，先后八次，一共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多达1300多万。

恐怕正是这种来自领袖的暗示，让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狂热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一方面，是对革命的盲目与狂热；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与行动上，表现出极度的无知与幼稚。他们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的狂热、幼稚与无知，构成的混合行为，将给整个社会，乃至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带来怎样巨大的伤害？这就是我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提出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

恰恰就是这个通知，将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各学校师生的“大串连”推向了高潮。这是一个造成社会大动乱的重大步骤，而这个重大步骤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个“奉旨而行”的所谓革命大串联，极大的破坏了全国的稳定，加速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这种全国师生参与的神州免费大旅游，无疑，也给我国的经济形势带来巨大的损失。

试问，在国家领袖和国家最高决策层支持与鼓励下，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还会懂得去区别孰是孰非吗？

毫无疑问，在这场历史性人为劫难中没有谁是胜利者！无论是当初受到冲击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是最后被清算的“四人帮”；是疯狂一时的红卫兵，还是吃苦受罪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这场浩劫中受益！整个中华民族被折腾得遍体鳞伤，我们的祖国满目疮痍！

追究真正的责任者，毛泽东自然是责无旁贷！这是他一生所犯最大的，也是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因为他晚年这个巨大的错误，而就此抹杀他一生的光辉。作为一个党的、国家的、民族的领袖，他是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出现的，最杰出的一位。翻开中国的历史，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帝王可以超越他。直到现在，就是到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也很难有人超越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他同时又是一位军事家，一位哲学家，一位书法家，一位大诗人！集此五大家于一身，举世有几人？恐怕也正是他的伟大，才会使得那个时代的人如此疯狂地顶拜膜礼吧？

其实，在我们今天去回顾与反思那个过去的时代时，千万不要忘记几个重要的史实。

第一，作为一个执政党，作为一位国家主要领袖的毛泽东，执掌整个中国的政权，也不过短短的17年。大家应该记得改革开放到今天都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不也是出现过许多反复与挫折吗？不是也时有错误发生吗？

第二、1966年的国际形势与40多年后的今天，有着天壤之别。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各种反华势力团团包围之中，同时，国内政治秩序也不够稳定。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刚刚成立了17年的新生政权，是一定会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作为最高统治者担心自己权力的稳定性，要采取各种手段去清除异己分子，有谁可以否定这样的人之常情？

第三，当时的思维方式、思想水平、对事物的认知能力都处于一种朦胧的模糊状态，是不可能对各种事物的发展做出科学预见的。“文化革命”发展到后期，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他从未预见到，也已经无法控制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假如没有文革，中国一定会发展的更加强大”。这话看起来是不假，但是却又未必！因为没有如此惨痛的教训，中国人可能还不会惊醒！中国的领导人也不一定认识到，需要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按照当初闭关自守的方针去发展30年、50年，中国就一定会强大起来吗？应该说，是老一代领导者的错误，让新一代人领导人接受了经验和教训，才有了以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才有了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我想，这才是一种客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