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年的窘迫和五元救济款

   秋风东南起，

   细雨湿薄衣，

   繁忙无暇顾，

   挥镰收黄糜。

   春耕千般力，

   夏耘挥汗雨，

   无情寒霜降，

   秋收无生气。

   这是我70年秋收时写的一首顺口溜诗，本来在收获的季节，劳动中应该充满了欢声笑语，但是一场早霜冻，让糜子折了头荞麦掉了粒，严重减产已成定局，人们在收割时心中充满了悲伤。

   那年春天的墒情还算不错，然而在播种季结束后就一直没有下雨，直到过了关老爷磨刀的农历五月十三，也没掉几个雨点儿。山上种的糜谷许多出苗后又被生生旱死了，为了救活山上几亩梯田里被晒焦叶子的玉米，我们和社员一起从已经变成涓涓细流的周河一担担挑水上山，用汗水与河水尽力救活一颗颗干渴欲死的秧苗。山上那些严重缺苗的糜谷地，队里只能启用备荒种子——一种生长期只有60天的小日月糜子进行补种，为了多一点收成，农民——当然包括我们这些暂息于此的知青尽了最大的努力。

   原本稍感欣慰的是处于周河滩上的八十多亩川地玉米，长势还算不错，也就是说占队里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即使遇到早霜冻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谁承想偏偏那年八十多亩川地，除了五亩向往年一样搞了金皇后玉米和虹豆角套种外，其余都种植了上边强行推广的从新疆引进的高产玉米品种维尔156，虽然它长势高大旺盛，但直到被严霜冻死时还是湛清碧绿，拨开棒子皮，里边的玉米粒还是净是些黄水泡。本来可以打二十几石玉米的川地只收获了十几石秕玉米，其损失比山地最怕霜冻的荞麦还大，真是天灾加人祸。

   年终结算了，全队的粮食产量从前一年的八十多石降到了六十来石，工分值也从七毛五降到了四毛五。我们学生家（当地农民对知青点的称呼）八个人，挣了一万多分，按照规定每个知青按一个半人分粮（不再参与工分粮部分的分配），分的粮食还凑合，加上头年的余粮，不会因为粮食不够吃挨饿。但“一家”八口一万多分，扣了粮钱后，只分了六十几块钱现金，这可如何是好。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十一个人只出了八九个月的工（第二年招工走了仨）也挣了一万多分，扣除粮款和集体灶的“公积金”后，还给男生发了二十块钱，女生发了七块钱，现在的“八口之家”只有六十几块钱，如果再搞独立核算，有些同学就得向家里要粮钱了，为此我们知青小组召开了经济会议，会议的决议是仅有的六十几块钱都充作集体灶的“公积金”，不再搞现金的二次分配。说实话，这可把我亏砸了，那年别人大多回家探亲时，我没回家到郝岔修路去了，我又是这个“学生家”唯一挣十分的壮劳力，一年下来挣了三千多分，却一分钱没分到手里，更何况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也在农村“劳动改造”，自己不可能得到家庭的任何资助。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认同这种做法的，除了头脑中朦胧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外，还觉得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八个人来自四个学校）理应互相帮助，只有大家共同在一个锅里搅稠稀，才能渡过今后的“扎根”岁月。

   农村自然经济色彩浓重，我们知青自己集体灶办的不错，吃饭不发愁，但作为一个知青一分钱没有的日子还是很难熬的，因为给父母、亲属、同学写信总得贴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吧。为此我只能尽量避免每一分钱的开支，给父母、亲属的信，信封后面都注明“邮资对方支付”，衣服破到再穿就要出洋相时，就和队里的一个婆姨变上半天工，她会把我的一堆破衣服三件拼两件，洗得干干净净补得平平整整交给我，最让人头疼的是我一年要穿烂四双解放牌胶鞋，这笔庞大的开支我是无论如何也节约不出来了。好心的老乡给我做了一双人称“踢死牛”的老布鞋，针线细密纳过的鞋帮鞭杆一敲“梆、梆”响，我这双脚自在惯了实在受不了“铁鞋”的束缚，只好又还给了老乡。

   七一年，春耕开始后，上边给我们队分配了两千斤救济粮指标和与之配套的二百元救济款，队里开了一晚上会才确定下救济粮、款的分配方案，一些人家分到了救济粮指标和救济款，一些人家只分到了救济粮指标或救济款，总之尽可能惠及到更多的困难农户。会议还决定给我五元救济款，对此，我坚决反对，一个五大三粗的后生也吃救济，太难为情了。

   几天后，队长拿着五块钱给我，我还要拒绝，队长急了“我签字给你领哈（下）了，你不要我咋办，乡亲们是让你拿这几块钱买双孩（鞋）穿，咋就不行”。队里的老乡和我们知青关系极好，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状况大体上了解一些，他们虽然不赞成我们内部的分配方式，但这毕竟是“学生家”的内政不便干预，看到天天和他们一起劳作的后生总是穿着开了花的破球鞋心里不忍，只能采取这种明知我不乐意接受的方式施以援手。我接了队长递过来的钱，却实在觉得烫手，这钱没法儿花。直到一两个月后，利用一次去县城的机会，我拿这五块钱在饭馆里吃了一碗素粉汤三个馍，剩下的四块七毛钱都拿到商店买了铅笔和作业本，回来送给队里的学生娃娃们，才算了却了一块心病。

   陕北高原的夏日，阳光强烈刺目，山路凹凸多有荆棘，所以当地老乡上山劳作极少有赤膊光足者。但是那年夏天，我却不顾老乡的劝告，常常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子上山劳动，背上晒得一层层脱皮，成了村里晒得最黑的一个人。这与其说是一个年轻人玩儿酷耍二杆子，不如说他是为了避免每一项无法应付的必要支出。有时我也心生抱怨，抱怨自己知青集体的同伴们只知道“各尽所能”，不考虑“按需分配”，看不到自己打柴多出工多连鞋都没得穿，随后我又得狠批自己的“私”字一闪念，告诫自己“集体利益至上”，想想那些早起做好饭顾不上吃，还要跑七八里、十来里地单独给自己送饭的女同学，她们不是也很辛苦吗。

   入秋了，就在我常常为如何把帮烂跟飞的破球鞋固定在脚上而费心较劲的时光，收到了一封寄自黑龙江密山铁字411信箱的来信，几个在兵团的同学联名向我叙述了他们在兴凯湖畔的工作与生活，信纸里还夹寄了一张崭新的十元大票，要我别客气。此时的我没有客气，而是充满了对同学之间纯真友谊的感激，是他们让我穿着鞋坚持到了1971年的年终。

   2004年，我再次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心里有些伤感，许多和我一起劳动的社员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我还大不了十岁。此时村里的当家人，都是我们插队时只有七八岁、十来岁的娃娃，就是这些娃娃也把他们曾经见到的知青们深深刻在自己的记忆里，他们深情述说起与我们之间的我已经记不清的一件件往事，问我还能不能一顿吃六碗烩面，问我记不记得他们淘气打闹一个磕破了头是我背着跑到大队包扎的，一个已经当了教师的当年娃娃告诉我，她还记得当年我曾给她们买过铅笔和本本，这件事我没有忘，只是当年的娃娃并不清楚我给她们买笔和本的钱，源于当年她们的父辈为了缓解一位知青的一时困窘，特意分给他的五元救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