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三年秋，各地对知识青年安置管理的一种新模式——知青队，悄然兴起，湖北省率先在荆州地区设定了十一个知青队作为试点，我们十周农场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新生事物，知青队比分散在各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小组显得更有人气，它对知青的生产生活，健康成长都有明显优势，所以很受知青们欢迎。

        可是，十周农场则有所不同。它下有农、林、副、渔、窑五个队，名义上虽说是青年农场，其实仍以农民为主体，除各队知青集中居住外，其组织形式、核算方式、自治权限、生产生活与过去没有两样。在近二百名庞大的知青群体中，仅一名知青任渔队生产队长，一名任副业队会计，而我作为农场的贫协委员，除政治运动到来时有着令人生畏的声名外，平日里也只是在窑队队委会上发表一下不一定被采纳的建议而已。这与其它知青队那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相比，十周知青只能眼巴巴地“兴叹”。

        新模式并没有带来新气象，生活仍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知青们百无聊赖之时，一个“老头子”走进了十周农场。他姓侯，年纪五十岁，相貌平平，又瘦又矮，身上永远是一套洗得发白的灰色干部装，可是经历却不同凡响，在区里称得上大名人，五十年代就当过公社党委书记，曾出席过全国群英劳模大会。到农场赴任后，几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场领导，个个对他毕恭毕敬。他烟瘾大，但从不伸手接别人递来的烟；他爱喝酒，但在大众场合从没人见过。我当时真纳闷：就这样一个怎么看都不起眼的老头子，竟然会有那么辉煌的过去。因他与我们的父辈年龄相仿，知青们背后都称他“侯老头”。

        十周农场在地域、规模，人数以及人群的复杂性皆非一般知青队可比，全场五个队，各具活路技色，仅凭几年农田经验的老知青，在短期内确实是难以接手管理的。从建国十周年建立农场，至今换了多任领导，可是面貌依旧，无所改观。正当知青们思变图强的时候，区委偏偏派遣一老头子，到我们青年农场当书记，他究竟有怎样的“道行”呢？

        “青年农场要以青年为主，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显示青年的特点，死气沉沉的状态不属于青年农场。”这是侯老头来农场沉寂两个月后，在全场干部大会上，让与会人员大感意外的一番讲话。             

        不久，呈现的变化在我身上显著地反应出来。先是安排我在窑队当了八天的代理生产队长，之后，因轮窑建设迫在眉睫，农场成立了一个筹建小组，成员除我以外，还有两名挂着副场长职务的老领导，给我的具体分工是接收进场的材料，协助两位副场长做好轮窑的筹备工作，同时参与场团支部的领导工作，而此时的我仅有不到两个月的团龄。由此不难看出，侯老头真正的用意，是想在知青中选拔干部，让知青一展身手，以达到青年农场由青年挑头的目的。

        紧接着，活跃青年农场的热闹气氛，丰富青年农场的业余活动，充分显示青年特点的工作，也被侯老头提到场级领导会议的议事日程，并宣布由我牵头，团支部协助，在全场范围内挑选有文艺特长的知青，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此决定表明，文艺宣传工作不仅是场团支部的专属工作，更是全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农场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侯老头大笔一挥，特批九十元，作为购买音乐器材的专款。

        要把那些散落在各队的文艺人才召集起来，并非一件易事，最棘手的是被抽调的人员，必须得经各队队长的许可。要知道当年对知青的评价标准，一是政治表现良好，二是生产积极能干，个中优劣，其实全凭队长说了算。若晚上把人抽去排练节目，可第二天出工时无精打彩，队长们不仅失去了对其政治表现的评判权，也绝对不乐意为此白记一天的工分。

        因此，要做好并协调好这项工作，就得有对付这些掌控实权的队长们的办法，侯老头深信我有能力摆平它。在实施这件事之前，他曾意味深长地冲我笑道：“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但你要记住，你得有工作成果取信他们才行啊。”此言一出，我当然心领神会。于是每到晚上，我就成了各队队长家里的不速之客，登门“拍拍马屁”、去“戴戴高帽子”等等，要实在行不通就来点“上纲上线”之类，谁都知道，在政治挂帅的岁月里，谁愿意背负阻碍宣传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分子”呢？再者，前一段“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他们也领略了我的“革命气慨”，又有谁愿意为多出几个劳力的事而不配合呢？所以，最终他们都满欣欢喜地应允了我的要求。

        抽调人员的工作还算顺利，仅在几天时间里，我就将各队的文艺青年组织起来，正式成立了十周农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此每到晚上，场部会议室里总是灯火通明，悠扬的歌声、悦耳的琴声，把这儿渲染得十分热闹，人们对它既感新鲜又觉神秘，期盼着哪天能一睹为快。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贫下中农们，常常摸黑聚在会议室窗外，挤在一群年青人当中争抢有利地势，踮着脚朝室内探望，那情景就像瞧新奇一样。侯老头也深知全场人的心愿，为了让宣传队尽早精彩亮相，他把这个日子定在了一九七四年的四月十五日。

        正当宣传队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之际，中原机械厂对口下放知青带队干部黄师傅也找来了。她是去年十一月份带着三十多名高中毕业生到十周农场来的，这是个极富责任心的厂工会干部，大家平时都亲切地叫她“黄妈妈”。刚走出校门的高中生们追求进步，渴望学习，充满热情，他们迫切希望加入到各种业余文化活动中来。对于这批新来知青的建议，我非常赞同，为使农场领导重视并能把他们吸纳进来发挥作用，我邀请黄妈妈一同面见了侯老头。

        这侯老头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跟人交谈时总是不动声色，谁也甭想从他的面部表情中揣摸到他真实的内心；听他讲话时，若不把话听完，也很难判断他最后的态度。他听了我的汇报，既严肃又像拉家常一样地说：我们每个队都办了墙报，我也都去看过。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占了那么大的地方，写上那么大的标语，画上那么多红旗，风吹雨淋，模模糊糊，看也看不清，看清了也没什么内容，这样的形式以后不要再搞了。就按你们的意图办，以农场团支部的名誉把小报办起来，把党中央的精神，把反映十周青年农场学大赛的人和事印在上面，多印几份，不光农场人人可看，还要送到区里、县里去看。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真没料到侯老头对我们办小报的态度是如此支持，答复是如此果断。黄妈妈乐得当场承诺，办小报所需的钢板、油印机、纸张，全部都由中原机械厂负责提供。我也趁热打铁，向侯老头作出保证，团支部主办的《广阔天地》将在“五四青年节”这天正式发刊。

        这样一来，我常常忙得连轴转。白天要处理轮窑工地上的事，晚上得组织宣传队排练节目，此外还要参与《广阔天地》编辑组筹备工作，有时深夜得和文艺创作组共同编写节目，若遇上窑队装窑、烧窑的时候，更得回队参加生产。好在窑队家庆队长常能应我的要求，将烧窑班次多排在下半夜，这才使各项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农场新来侯老头，

支持青年勇展秀，

楼主得计努力拼，

全新面貌在前头。

千帆版主说的没错，侯老头的确是一个知人善用的好老头。当然，这样评价他，并不是仅仅因为他对我的启用，后来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在十周农场启用了大批的知青。几十年后我踫到当年下放在十周农场的知青，谈起往事，对于农场其他领导，已在大家的记忆中模糊不清了，唯独这个“侯老头” 让大家难已忘怀。

感谢百万飞龙朋友阅读拙文。其实作为当年的新生事物——知青队的兴办，有利亦有弊，有不少知青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半途夭折。后逐渐改进，从七四年开始，名称改为对口下放的知青点，并配有带队干部。这样的生活要好过得多。

谢龙版鼓励。

                                                                                                  （二）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四月十三日晚上，一场谁也未曾料想的事故不期而至，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灾难险些将我击倒。这天深夜十二点，我和黄阿骨接班烧窑，他是窑队的一把好手，跟一个行家里手做搭档干活，人要轻松得多，我知道这是家庆队长在刻意关照我。

        走进窑门隧道，一番争抢后，还是我将火叉抢到了手，这似乎是一个沿袭着过去的礼数。两人搭档烧窑，一般是一人烧，一人备料，一小时一轮换。掌握烧窑的人要手持二三米长的铁制火叉站在窑炉门口，不停地将柴草叉进炉膛，且须保证炉内烟小火旺，此外，还要用沉重的火叉在里面不停地作技术性挑拨。这是一项既需要技术又耗费体力的活儿，还得忍受烟熏火燎的煎熬；而备料的人这时则在三十米开外的柴草场，将成捆的谷草、棉梗装上板车，拖至隧道外旳窑棚堆放，再伺机一捆捆地送进窑门隧道。一个合格的烧窑把式，窑内炉门下要绝对保持干净，隧道内也不能堆积过多的柴草，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安全，即便是有燃烧的柴草从炉门落下，也不会引发火灾。因此，备料的人在备足柴草后尚可获得一定的喘息机会，比之不断用火叉挑拨炉内则相对轻松一些。作为搭档的双方，在和谐分工之初，都怀有使对方轻松一点的礼让，故常常在事先有一番争抢。

        可能是工作头绪多的原因，从走进窑棚接班那一刻开始，我的思绪便纷至沓来。首先是黄妈妈仅两天就从武汉往返归来，带回了新添置的乐器及印刷工具，欣喜之余，又知宣传队的一台节目已进入彩排阶段，尤其是《广阔天地》创刊消息一经传出，各队通讯员投递的稿件如雪花般地汇聚到编辑组，乐得我这白天黑夜地忙碌着也不觉得累。一个小时很快就要到了，黄阿骨为使我轮换后能多休息一会，他返身又到柴草场拖柴去了。

        正当我全副精力用火叉在炉膛里挑动之际，突然，身后爆出“砰”地一声，我惊愕地回头一望，发现在窑门隧道和窑棚顶端的接头处，有一团火球正跳跃着，并迅速不断地蔓延。这突如其来的火情，瞬间将我那爽快至极的心情一扫而尽。不好，出事了！我拖着火叉就冲到窑外，顺着窑堡蹬上棚顶，用铁叉不停地向火球乱打一气，不料，反将谷草铺成的棚顶打穿，空气的对流使火势迅猛增大。我只好丢弃火叉，脱掉外衣，朝眼前的大火一阵猛扑，却根本触不到火头，而那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的烈焰，愈来愈猛，阵阵热浪无情地袭来，令我束手无策。在炙人难耐的火海面前，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愚蠢；紧要关头临阵脱逃，卑鄙。在愚蠢和卑鄙之间我选择了前者。那一刻，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面临烈焰，手持爆破筒的英勇形象展现于眼前，无情地大火在眼前恣意燃烧，它容不得我多想，我毅然抬腿向前迈去，一脚踏在了干枯松软的草棚上，只听轰地一声，连人带草坠落在地。

        一阵急促的钟声划破了农场的夜空，在棚顶扑火时，一个身影朝着窑队挂钟的大柳树急奔而去，这显然是黄阿骨，在这孤立无助的时刻，他想到敲钟求援，还真是奏效，紧接着农队、副业队、渔队的钟声也骤然响起，只在须臾之间，大批的人们提着桶、端着盆朝窑队奔涌而来。我躺在窑棚下的柴草堆里，上面大火熊熊，身边的柴草这时也噼里啪啦开始燃烧，我顾不得身上难受，猛地一下跳起来，迎着涌来的人群而去，从他们手中接过盛满水的木桶，又朝大火中冲去，任凭身后泼来的刺骨凉水也浑然未觉。这一刻，我没有了重演英雄形象的念头，然而却在行动上仍处于一种奋力拼搏的状态，我努力把自己沉浸在全心扑灭烈火的欲望里，并力图以此达到一种“救赎自我”的心灵慰藉。

        还是人多力量大，凶猛的火势终于被控制了，烧红的天空也逐渐暗淡下来，扑鼻刺眼的青烟混着水气仍笼罩着四周，整个窑棚已化为了灰烬，好在赶来救援的人将火源隔断，致使大火没能进一步蔓延，因而保住了整个柴草场以及周边几百床搭盖砖坯的芦席。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眼前的一片狼藉，我和黄阿骨无言以对。他好不容易找到了火叉，继续往窑门炉膛里添柴加草，不管人们怎么议论，始终闷声不语，那样子就像一个铸成大错的孩子，不敢同人交谈，也不敢抬头正视别人。我的情绪更是低落，外衣随窑棚一起灰飞烟灭，浑身已经透湿了，坐在废虚前直打哆嗦，那些清理火场的人们传过来的闲言碎语，不时地飞入我的耳中，特别是“窑师傅”的一番言论，真叫我有口莫辩。

        他是队里特聘的烧窑行家，从装窑、封门、烧窑、闭窑、湿水等整套过程，他全都亲临现场指点，窑烧得好坏与否，同他的声誉和年终分红息息相关。此刻，他站在窑门外怒气冲冲、雷霆大发：“我说过多少次，炉门下面要干净，落下来的柴草要及时叉进炉门，可有人就是不听。批评别人一套一套的，自己烧窑却打瞌睡，不然这火怎么从里面烧到外边来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这窑砖要是烧坏了，我是绝对不负责任的！”听了这话，我心里很自责，也很憋屈，大火绝不是因疏忽造成的，更不是从炉门掉下的火苗引发的，可这些又有谁能相信呢？我仰视着苍茫的夜空，那种被人误解的感伤，不绝如缕，在心头丝丝抽搐。

        暗黑中，我的好朋友杨骥走了过来，他是66年就下放到窑队的老知青。他将一件棉袄披在我身上，然后，走进隧道内仔细察看起来，好大一会儿，才转身到窑外冲着大伙说道：“刚才是哪个在这里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火要是从里面烧出来的，你们看看这钟，它还能哒哒地走得响吗？” 他扬了扬一直放在窑门隧道内壁上专供烧窑掌握时间的小闹钟，又提高了嗓门：“你们再进去看一下，靠近炉门几米内有没有过火的痕迹？有没有黑色的草本灰？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此话一出，可谓言之凿凿，真的还有不少人走进窑查看。黄阿骨听到这话，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他疾步跨出隧道，从杨骥手里夺下闹钟拍了又拍，摇了又摇，十分兴奋地走到我身边就说：“钟真的再走，火不是从里面烧出来的！”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尽管如此，可是仍高兴不起来，因为事故发生在我当班时刻，况且整个窑棚已经烧毁，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它将成为全场议论和猜侧的话题，这是最令我不安的残酷现实。

        人们在客观的情形之下似乎不再窃窃私语，那位怒发冲冠的“窑师傅”也不再大放厥词，但这一切并非表明事件就此平息。清理火场的人员一个个逐渐离去，事故现场一片沉静，除了呜呜的冷风，听不见旷野里别的声响，望着那些消失在远处田间阡陌的人们，我的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寂与无奈。

夜半烧窑出意外，

幸亏众人救援来，

有人认为是质量，

杨骥证明无妄灾。

     图片是窑洞前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窑洞.jpg：

   

    窑棚起火原因，一直都是个谜，直到几十年后，当年下放在窑队的知青朋友给我寄来了这张照片，我才恍然大悟。我们窑队一共有大中小三个土窑，上图照片是小窑，除了小窑的窑棚是砖瓦结构外，中、大窑的窑棚顶均是稻草搭盖。土窑在烧制几天后，整个窑堡的温度上升，特别是天较冷时，会招来不少单身汉和“夜行者”到窑顶上取暖，无意中，只需要一个烟头从窑顶扔到被烤焦了的茅草顶上，就会引发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