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看到征稿，我代朋友发一篇

大凡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從廣州起程往海南的知青們，絶對忘不了紅衛輪，也絶對忘不了紅衛輪即將起錨啟航時那響撕心裂肺、催人淚下的汽笛聲。

        在那一聲汽笛驟然拉響的一剎那間，無論是船上即將離岸遠航的準知青們，還是碼頭上送行的親友們，全都被突如其來的汽笛聲撼動了，所有人的五臟六腑都被揪了起來，早就在眼眶裡積聚但一直強忍著不讓它流出來的淚水，就像被阻擋著的滔滔洪流，汽笛聲犹如開閘的號令，閘門驟開，洪流汹湧而出一瀉千里。被碼頭工作人員阻隔在十米開外的送行的親友們，亦仿如聽到一聲號令，不顧一切地衝破警戒線，湧至正徐徐離岸的船舷邊，扯開喉嚨大聲哭號呼喊，那聲浪完全掩蓋了歡送的鑼鼓聲和高音喇叭播出的樂曲聲，久久地在洲頭嘴碼頭的上空迴盪......

        相信沒有人作過這樣的統計 : 當時正在船上的準知青們，在告別親友、揮別生活過的熱悉的城市那一瞬間，有多少人熱淚滿臉放聲痛哭，而又有多少人鐡石心腸沒有落下過一滴淚珠 ? 自然，成千上萬準知青們，在那一刻的心境絶不會千篇一律，有哭的，有笑的，也有不哭不笑表面肅穆內心卻波濤汹湧的。在他們中間，涕淚橫流肝腸寸斷者有之，盡顯了在莫測命運面前不知所措的青年對未卜前途的徬徨哀愁 ; 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者亦有之，展現著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少年們「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幼稚的紅衛兵氣概。

        與大多數準知青一樣，在紅衛輪那聲汽笛撕心裂肺地鳴響的一剎那，我也流淚了。不過，那淚水不是為我自己而流的，也不是為即將離別這座城市而流的。我相信，那一刻我內心的萬千感受，在船上所有的人中間，絶對獨一無二。

        因為，就在紅衛輪拉響那聲憾人肺腑汽笛的那個水域位置，正是我父親被迫投河自盡沉入河床的地方 !

        更巧合的是，那天是九月十五日，而我父親投河自盡之夜，則是數年前的九月十四日 !

        那天，沒有任何親人來送船，送行的人群中也沒有我認識的同學朋友，我是孤身一人告別我生活了十多年的熟悉的故鄉廣州的。

        父親己含冤離開了人世，母親還戴著「黑七類」的政治帽子被關在「牛棚」，兄姐各散東西，弟妹扎根海南，就這樣，我孤身只影地登上了紅衛輪。

        那一聲汽笛，於我而言，是對我那葬身白鵝潭的父親的祭祀，也是代表我發出的與父親最後告別的心聲......那時候，我沒有再踏上這座城市土地一步的念頭。

        如果硬要歸類，我寧願把我父母親歸類為「藝術家」而不是「國家幹部」，雖然他們都有國家正式任命的不算太低的幹部級別。父親年輕時是學美術 ( 油畫 ) 的，與中國著名漫畫家廖冰兄是同學。抗戰爆發，救國的熱血促使他投筆從戎，參加了軍隊。但他骨子裡仍然是一個文學青年，而且有著藝術的天賦，於是他並沒有真正地投筆，而是不斷向抗日的報章投寄文稿，結果因此認識了在夏衍先生主編的一份抗日報紙任編輯的母親，編務的接觸使兩人日久生情，終由抗戰同志而成革命夫妻。

        後來父親母親同在著名的抗日救亡演劇隊工作，這支由共產黨領袖周恩來通過郭沬若直接領導指揮的抗日文宣隊伍 ( 後來許多演劇隊人員去了延安 )，表面上隶屬於國民黨軍隊編制，所以「集體加入國民黨」便是不可避免之事，這就成為全國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革命了一輩子的父母親不得不備受「歷史反革命」懷疑而必須接受各種政治審查的禍根之一。

        說我父母是「歷史反革命」真是冤哉枉也，如果當初他們反對革命或者不參加革命而躲在安逸富裕的家中，我那未滿一周歲的三哥，又怎會在戰火威脅之下夭折 ?!

        我外公是湖北一位著名的開明大士紳、書法家和慈善家，在當時的湖北乃至中國政界很有影響力，曾任議會議長，後成為佛學研究家。母親出身這書香世家，自是大家閨秀，從小學一直讀到師範大學成績均優異出眾，無奈受進步思想影響，在個人感情方面不甘受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梏桎約束，為逃婚而離家出走，更踏上了革命之路。我母親到了解放後的五十年代才第一次回家，外公已經仙逝。可以說，母親年輕時的經歷與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靜十分相似，所以在我鳥石農場的「私人圖書館」裡，那本破爛不堪補了又補的「青春之歌」，一直是我的至愛珍藏。

        父母到香港從事進步演藝活動，是四十年代後期的事了。父親導演了不少針貶時弊、向往新生活的話劇和電影，例如「香港暴風雨」、「水上人家」、「想入非非」等，而在改編自趙樹理小說的電影「小二黑結婚」中，我母親還飾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我就是那時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剛滿周歲，正就讀香島中學的大哥突然失蹤，幾乎與此同時我父親也不知去向，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在香港地下黨的安排下，北上去了東江解放區，加入了東江縱隊，十幾歲的大哥其實早就加入了地下狀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來，他們隨著解放大軍進入廣州，父親在軍管會主管文藝工作，他的頂頭上司就是中國大作家秦牧。

        不久，也就是在廣州解放之時，母親離開了香港文滙報，帶著一家老少北上，投入了即將展開的國家大建設的行列，具體的工作就是協助籌備成立珠江電影製片廠。大哥參軍在北京當上了空軍飛行員，姐姐參加抗美援朝當上志願軍文工團員。
        
        父親的最高榮譽是上京接受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和握手合照，直到他決心赴死以示對國家與人民忠貞之心，在投河前兩天最後一次與我談話時，我還清楚地記得，他提起過此事，足見他當時心境的悲壯。

        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我的家庭走向衰敗的轉折點，父親的一些現在看來極之正确的觀點，成了他招來大禍的「右派言論」，「廣東文藝界大右派」的罪名不但使他揺身一變成為勞改農場的另類，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母親也受到株連，被「下放」到湛江吳川當了一名中學教師，從此被迫離開了她終身熱愛的文藝事業。
      
        哥哥和姐姐也受到連累，先後離開部隊。父親的「右派份子」帽子和其他莫須有罪名，是在他以非常方式離開這個世界二十多年之後的開放改革時期才被平反的。那是後話。

        六十年代中期，一股由領袖親手煽起的政治黑風，由弱至強，開始席卷神州大地。剛獲開恩給予「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久的父親，還是再一次遇到了滅頂的政治劫難，這次的罪名更加嚇人，誰戴上了誰都永世不得翻身，而且絶對株連九族。中國知識份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錚錚骨氣，使他毅然步老舍先生的後塵，選擇了以一死抗拒批判鬥爭的不歸之路，用「士可殺不可辱」的決絶態度，向無情無義無理無據的政治運動說「不 ! 」

        於是，便有了鞭屍般的批判 : 「以死來抗拒黨和人民的批判」，是「現行反革命」 !

        其實，如果他願意，像音樂家馬思聰那樣出走海外，是非常容易的事，在父親的老家番禺黃閣 ( 南沙 )，由叔伯兄弟安排他偷渡往港「易過借火」，何況香港有他許多演藝界電影界戲劇界有錢有勢的密友。然而那不是他的性格，正如廖冰兄世伯後來對我說的 : 「如果他那樣做，那他就不是他了。」

        就在後來紅衛輪鳴笛啟航的那個水域位置，父親趁著夜黑人稀無人留意，悄然從往來珠江兩岸的渡輪上下水，他留戀地再望了岸上燈火一眼，毅然地濳下水去，並呼出了胸腔的空氣，任由身體往河床沉去。父親會游泳，而會游泳的人自願投水自盡，極為困難。可見他一死之心是多麼決絶。沒有人目睹這一切，渡輪工人揀到父親留在船上的一雙舊皮鞋和一個公文包，發現了他留在公文包裡的絶筆遺書，才推測出他投河的時間和位置。


        幾天後，有人在遠離市區的珠江下游河道發現一具肿脹的腐屍。母親怎麼也不願相信這面目全非的死者就是前幾天還活生生的父親，說他從來都不穿及膝白祙和腰束軍用皮帶 ( 浮屍特征 )，直到最後證實所謂的"及膝白祙"是由於漂流時的碰撞致使雙腿皮膚全然脫盡而露出泡得變白的肌肉，而"腰束軍用皮帶"，則是他投河前兩天迫著我與他交換皮帶所致，母親才不得不悲痛地直面了那殘酷的事實。那條軍用皮帶原是我用著的，那天他非要與我交換不可，給了我他一直用著的塑料皮帶，當時我真舍不得那條心愛的軍用皮帶，老大不樂意，直到後來才悟出他是想給我留下一點他生前用過的遺物。

        二十多年後，我讀到了父親在生命最後時期寫的一首詩，充分表露了他「志未酬」、「心不死」、「恨悠悠」的嗟嘆 :

        長嗟空負少年頭 / 瞬息人間五十秋 / 幕下雖曾施末技 / 台前尚未展新猷 / 三千桃李情難了 / 十萬文章志未酬 / 思想未紅心不死 / 白雲千載恨悠悠

        母親深切體會痛失親人的哀痛，所以當她得知秦牧叔叔在挨批鬥之後突然失蹤，立即與秦牧夫人吳紫風阿姨一起四處尋找，最後終於及時在白雲山一處石岩邊將準備一躍而下的秦牧叔叔攔住。一句「留得青山在」，打消了一代散文泰斗輕生之念。後來聽母親自責地說過，如果父親投河前她有所覺察，是有可能改變我們家的歷史的。

        母親也受到「群眾運動」的衝擊，掛黑牌挨批鬥掃大街住「牛棚」，一個「黑七類」在文化大革命中該受的，她全都經歷了。但母親的胸襟寬闊，即使對在運動中批鬥過她甚至動過拳腳吐過唾沬的人，她全都寬恕了，對當年也曾寫過批判大字報的一些子女，她更是寬容得連外人都為之動容，這反而令一直愧對母親的兒女們汗顏。我也是愧對母親的其中一個子女，文革運動初期，尤其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剛出籠那陣，為了心目中崇高的革命理想，我也曾在一種虔誠的理想主義支配下，寫過批判母親的大字報，但這種「反戈一擊的革命行動」並不能改變「狗崽子」的命運，我始終被拒於紅衛兵組織門外，連革命的資格也沒有。不久前我在寫「在毀樹與植樹中思考」一文 ( 見香港知青聯網及會刊 ) 時，正值老母親忌日期間，由於內心對她老人家一直有愧，所以就把這種心情寫進了文章，這才有了「......那時候年輕幼稚不懂事，曾經抱著善良的虔誠，無知地傷害過您。母親，今天，我們贖罪來了，我們要用自已真誠的行動，向您忏悔 ...... 」的文字，我是流著淚寫這段文字的，每每重讀，心頭都會泛起一陣熱浪。「傷痕文學」剛流行時我發表過一篇題為「忏悔」的小說，曾呈秦牧叔叔求教，寫作衝動也源於此。


        母親是偉大的。當她以九十二歲高齡臨離開這個世界時，還再三叮囑身後事一切從簡，不必開追悼會，不必通知其他人，不必登報，不必立碑，就讓她靜靜地走。這位不但受到子女尊敬也受到許許多多認識她的人尊敬的堅強的離休革命老人，走得平靜而無憾。父親沒有留下骨灰，我們把母親的骨灰安放在一個雙人骨灰盒裡，兩張照片並排，在屬於父親永遠栖身的位置，放置了他生前導演的一出值得他驕傲終生的著名戲劇電影的CD影碟，父親說過，那榮耀，也有母親的一份奉獻。就讓凝集了他們畢生鍾愛的藝術創作結晶，伴隨他們終生吧。

        正因為父母都是「黑七類」，所以我原本連去海南島當一名「土八路」( 兵團戰士 ) 的資格都是沒有的，只配去農村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街道派出所一位工宣隊長惡狠狠地對我說 : 「想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金漆裝扮你這狗崽子的黑面 ? 休想 ! 」 如果不是接連寫了十一封誠意拳拳的決心書 ( 其中一封是血書 ) 和矢言「扎根邊疆一輩子，永遠革命不回頭」的保證書，加上死乞活賴軟纏硬磨 ( 就差沒有請客送禮------當時不時興 )，我這個剛從監獄裡放出來 ( 因有「惡毒攻擊」言論和「私藏武器」<家有一枝仿真度相當高的自製木槍>被公安局監禁審查近一年 ) 的「混蛋」 ( 工宣隊長語 :「果然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是沒有資格登上紅衛輪的，也就無緣聽到那響催人淚下、憾人肺腑的汽笛聲了。

        所以，我那天登上紅衛輪，即將前往那個遥遠而陌生的海島時，我對廣州這座城市已經沒有多少留戀和不舍。看到旁人熱淚盈眶，我當時想，有甚麼好哭的呢，如果讓我有機會去越南打仗，巴不得戰死了當個烈士得個軍功章，或許可以用我的命來換回母親的自由。

        唯一觸動我的是，當我倚在船舷冷漠地望向岸上送行的人們時，突然想起自己身處的這個地方，正是父親投河的水域位置......

        我還來不及細細品味這其中的含意，那聲要命的汽笛，就震耳欲聾地驟然鳴響了。

        一只無形的大手頓時緊緊地揪住了我的五臟六腑，我的心疼痛得顫抖了起來，說過不流的眼淚，就在這時情不自禁地奪眶而出。

        就在轟鳴的汽笛聲持續的長時間裡，我放盡喉嚨，喊出了自從父親死後就再也沒有喊過的一句話 :

        「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