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用铅笔画出的合影照

在我的卧室正中，挂着一个古香古色的镜框，里面镶嵌着一张用铅笔画就的双人合影照，在白墙上众多的婚纱照中，显得十分不协调。然而，我却对它钟爱有加，十分珍惜，因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特殊年代里遭遇的尴尬和无奈，表现了知青们对艰辛境遇的抗争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特色与烙印。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兵团未及几年，知青们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那“革命”压倒一切的年代，男女之间是不能表露“爱情”的，否则就会被扣上“小资”的帽子受到批判。恋人们传递情感的方式只能是多看几眼，或是帮忙洗洗衣服、送点饭票什么的。我们的婚礼也和大家一样，由连队领导在大会上宣布结婚信息，然后收拾出一间房子将两人的行李搬到一起即可。通常是利用星期天，食堂为大家改善一顿伙食。我的运气不错，食堂还我们的结婚炒了一锅蚕豆，每人分得一茶缸，为此，畜牧排长还发了几天牢骚，因为那些蚕豆是喂毛驴的饲料。

婚后不久，我们夫妇就调到了青山农场子弟学校。 这个农场是原甘肃酒泉的劳改农场之一，和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相仿，大部分劳改犯在三年灾荒中被饿死，只有少部分人活了下来成为这里的老职工。先后划归农建十一师工程团及黄花农场，和国家核工业部404厂一山之隔。青山农场正在筹备中学部，急需师资，我们夫妇一来，校长十分高兴，到处去为我们张罗房子。终于在场部后面的连队借了一间土坯房，但需收拾，暂时在招待所将我们安顿下来，校长十分抱歉地说：碰巧没有空房，场长已表态，场部腾出房子就给你 。

青山农场是50年代成立的劳改农场，距玉门镇50公里，划给兵团后，虽补充了部分知青，但农场还是以老职工及上海移民为主，天津知青更是凤毛麟角。这里因远离尘世，故民风纯朴，热情好客。人们对老师都非常尊重，因此主动帮忙给我收拾房子的人很多。大家七手八脚地用报纸把墙面和房顶糊起来，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家家睡火炕，而我家是一张从天津托运来的木床，不免引起许多人对我如何过冬的忧虑。

我搬家的那一天，学校老师们都来帮忙，我特意把结婚时战友们送的十几套“毛选四卷”和各种版本的“红宝书”摆了一屋子，顿时屋里一片红彤彤。看着床上崭新的床单和满屋红彤彤的书籍，教英语的纪老师突然俏俏的问我：“高老师，怎么没有你们的合影照片啊？”，我说：“谈恋爱都不敢公开，还敢去照合影像？再说，想照也没地方去照呀。”没想到纪老师神秘地靠近我悄悄地说：“准备好两张照片，我给你们画一张。”

其实我们夫妇早就渴望能有一张合影照片，挂在床头的上方，宣示着生活的温馨和甜蜜，可又和当时疯狂的极左环境格格不入，总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如今纪老师一提醒，我的心又“蠢蠢欲动”。人们走了以后，我们俩翻箱倒柜寻找单人照片，在兵团里，紧张的生活工作，哪有时间照照片，偶尔照一张，也是手拿红宝书肩背冲锋枪的那种“革命照”。最后我找到了一张1964年来兵团前为填表照的一寸照片，而我爱人找到了一张1969年在三团当排长时照的一寸照片，两张照片时间差了5年，能行吗，纪老师说：“交给我吧，你甭管了”。

两天后，纪老师给我们送来了画好的合影照，因没有图画纸，从数学作业本上撕了一张。哈，两张相差5年之久的照片，竟让他画得天衣无缝，令人啧啧称奇。我急忙谢过纪老师，将这张珍贵的铅笔素描结婚照用糨糊贴到糊墙的报纸上，百般端详。后来我搬到了场部机关，这张画像被我用剪刀连同报纸一起剪下，又贴到了新房床头的墙上。

1979年，我回到了阔别15年的天津，在我的提箱底部，就压着那张已经发黄变脆了的素描像。我已经无法割舍人与画像之间的那种情感，毕竟它见证了我们夫妇一段苦涩的生活，见证了我的两个儿子出生，见证了我们支边返城的全过程，见证了我们夫妇一天天变老……

花甲之年，在孩子们的督促下，我们夫妇补照了婚纱照，可挂在我床头的仍是那张画像，只不过是将它发黄变脆的四边剪掉，装到了我为它精心设计的镜框里。孩子们戏称：这张画像已经成为历史文物啦。我经常凝视着这张画像，希望它能给人们带来思考。但愿我们的后代子女，不要重蹈这样的历史！

     <!--[endif]-->

<!--[endif]-->

      高伟友，很想看到铅笔画出你们的结婚照。很好发

      ，用像素高的照像机拍攝后，用光影魔术手缩小照

      片就可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