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岁月》之二十一

在“文革”的岁月（一）

再说那文化大革命的事吧！米裁缝把队旗及袖章做好后，我连夜刻板印字，第二天那“星火燎原”的赫然大字就闪现在了那耀眼的红色队旗上。有了队旗就算有了“山头”，也容易“招兵买马”。接着召开了誓师大会。队员们群情激奋，我在不知不觉中站在了造反派一边，成了十里公社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后来在十里公社选举革委会班子时，我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臧洪英的。臧红英的爸爸时任张店区武装部部长，根红苗正，谓之革命家庭。去十里后臧红英不知怎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大有男性做事风格。她是官庄村的，身边总有一帮人前呼后拥的，活像一位江湖女豪杰，那真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她也学会了郯城披大褂的习惯，大大咧咧的，少了点文雅，多了些豪气，那变化之快，是我意想不到的。看来女性的变化和适应能力要比男性快得多。

我记得革委会成立后，我带着十二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及大队长去县城开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那时我开口就是文化革命的事，出口就是毛主席语录，能背诵重点章节，还能背读毛泽东著作 “老三篇”，会议中带领大家听报告、讨论会议精神，让大家表决心，我那年二十三岁。

我自觉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胜任当时的工作。时隔不久，现实使我恍惚了，我的出身就足以毁掉我的一切梦想，个人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你爱着毛主席，爱着党，爱着社会主义，可政策——并不爱你。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噩梦啊！从“文革”开始不久我便告诫自己别出风头，做平常人。无论处在何种场合之下都要把持自我，即使到老也应保持这种精神。行为和语言就象一匹野马，把持不住会闯祸的。无奈，我没把持好自己，还是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我向来就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并且要干好。在我们“星火燎原”战斗队的组织下，批斗当权派的大会进行了几次，村支书米永奇也老实地接受批判。现在回想起来，人们像灌了迷魂汤一样，稀里糊涂的造反，造谁的反呀？那可不是难得糊涂，而是真的糊涂。这一糊涂不要紧，使我们的民族蒙受了一场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时还进行着“破四旧立四新”。我现在也忘了破什么四旧立什么四新了。那些旧书、老古董之类的东西都视为四旧，那小孩带的长命锁，年轻妇女头上带的银首饰全都属于“四旧”。全村六个生产队的妇女头上戴的首饰就收缴了不少，后来也不知流向何处。

我在县里闹革命时，我们知青们都住在县大礼堂里。我发现大礼堂左侧不小的偏房里，那旧书、旧画、古书之类的读物堆积的有两人之高，尽管那门窗用木板钉着，但从门板的空缝间可以进去，有的知青偷偷地爬在上面找那可看的书籍。据说后来拉到郊外烧了三天三夜还没烧完，现在想来实在可惜。那时把文化视为“毒瘤”。中国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多次冲洗，文化大革命是最后的一次，也希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冲洗。

“破四旧”也涉及到人身，在县城的几个路口都有红卫兵把守，只要发现留有辫子的女性通过，不管辫子长短，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几个红卫兵逮住强行将辫子剪掉，说辫子属“四旧”范畴。在那个年代，但凡传统的东西统统在破除之列，有句口号叫“洗涤一切旧世界”。那花花绿绿的衣服不见了，军绿成了社会的流行色，军装就是“革命装”。

文化大革命来势汹猛，让人难以理性的去对待。建国后那如潮的运动一浪浪跟进，又一浪高过一浪，文化大革命已达到了最高峰，到了疯狂阶段。又有谁能理性的认识？政治运动使人们失去理性，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恢复理性，也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理性的对待一切，因为经济不允许虚伪的东西。当时一句话叫“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确实是这样的，谁都无法抗拒形势。但社会的规律告诉人们，什么事都不可过之，过了头就会适得其反。这是最朴素的道理，恰恰这最简单的道理被忽视。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就预示着灾难、演绎着失败，因为文明的社会不会那样发展。

郯城县是“文革”混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文革”进入“夺权”时期，斗争就更尖锐了。造反派要执政，要组建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委会。革委会是当时的最高权利机构，当权者们又不想轻易地失掉权力，这就引发了激烈的“两派”斗争。

树起大旗招兵马，

进入革委意气发，

谁知出身成障碍，

胡批烂斗毁文化。

        只有身在其中时才会有如此深刻的深思。对祸国殃民这个词有了更深度的理解，人民遭殃，国家建设倒退了几十年。教训哪！现在人越来越聪明，不再轻易受人蛊惑，这就是民族的进步！如今是全面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