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活片段

一九六八年，我们十名知识青年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开鲁县插队落户。三年的农村生活有很多有趣而难忘的事，随便讲几个片断。

针灸

那时，报纸上把针灸宣传的神乎其神，几乎是无病不治，就连聋哑、半身不遂、偏瘫之类的疑难杂症也可以治愈。所取的穴位，有不少是很要命的地方，什么脑瓜顶上，太阳穴附近，紧贴眼球下边……宣传材料中把这些穴位的危险性讲得玄乎其玄险之又险，可是到了那些“英雄”手中，经过学习“毛选”又“斗私批修”，最后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至于各种失败的例子，对不起，于当前的中心任务不利，一概只字不见。

在这些宣传材料中针灸也是简单易学，不需要经过科学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就可以行医。在一些介绍优秀知青的先进经验材料中，也有不少用针灸为贫下中农治病的例子。

知青权冰看了，渐渐动了心，托北京家里人买了一套针灸针寄来，自己抱着本讲针灸的书（那时别的书没有，这方面的书倒是不少）啃，还不时比比划划地在自己身上找穴位试针，体会针感。

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一天一位社员来找权冰，说他老娘牙疼，请“老权”去看看。权冰让他先回去，自己马上就到。那社员前脚走了，权冰马上找出针灸教材来，找要紧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才念念有词（大概还在背扎针要领）地出发。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权冰回来了，问他疗效如何，他说不错。

第二天，那位社员说有效，权冰非常高兴。没几天，好多社员都知道了权冰会针灸治病，于是陆陆续续的有人来找他（看来这第一次的疗效真的不错），他是一律热情服务，不过扎针前总得先翻翻书。正巧这时我因过度劳累后又烟酒过度，患上了咽炎，嗓子里喉咙下面老是好像有一根鸡毛，痒得难过，咳嗽咳得连晚上睡觉也不得安宁，于是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让权冰给我“扎估扎估（当地方言，治病的意思）”。权冰照例先翻书，看要扎哪几个穴位。记得一个穴位在左右手虎口里边一点的地方（好像叫“合谷”），一根两寸多长的银针扎下去，从手心下穿过几乎横贯手掌，倒也没什么感觉。最要命的是喉头结下面二寸多，两根肩岬骨之间的三角区中间，正对着气管的一个穴位，扎下去一根一寸多长的针。开始还好，过了几分钟，就觉得气管上下一抽一抽的动，我害怕了，担心这根银针会断在里面，可是又不敢出气说话，只好在脸上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两只手示意“赶快拔针！”权冰见状赶紧把针拔出来，我的抽搐也停止了。这次治疗也就到此为止。大概是功底太浅，过了两、三个月，就再没什么人来找权冰治病了。

多少年后，想起这次扎针，真的后怕，万一出点差错，或是深了或是偏了，轻了落下个终身缺陷或是残疾，重了小命归西呜乎哀哉。文革后，权冰考上中医学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医。此是后话。

土法疗伤

有一年开春队里全体男劳力干“攒（cuan）树”。所谓“攒树”就是给树修枝，把树上多余的枝条砍掉，让树生长得更直更粗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干活数量多速度快质量好省力气，大家把自己的小斧子磨得非常锋利，有的人还弄了块巴掌大小的“袖珍”磨刀石带在身边，趁休息时再磨磨。我们知青干了一年多农活，也深得其中奥妙，非常注意自己的农具。我的一把小斧子也磨得飞快，虽然到不了“吹毛过”的水平，切菜、割肉、削铅笔还是轻而易举。这一天大家在一片老树林里干，林里的树有十几、二十几米高，树干有大腿粗细，要干活必须爬到树上去。

分给我的一棵树，树干上毛毛剌剌地长了好些筷子粗细的小枝条。我一面像剃胡子似的削这些小枝条，一面一步步地往上爬。爬到离地大约三米高时，一个不留神一斧子砍到自己左手中指指尖上。到底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锻炼，虽说是十指连心，我还算镇静，没有从树上一个倒栽葱掉下来。  

我先把斧子扔到离树较远的地方（以防跳下落地时伤了自己），再纵身跳下树。附近干活的几个社员听到我的喊叫声，马上跳下树围了过来。

中年社员叶富稍稍看看我的伤情，毫不迟疑地从自己棉衣下摆里扯出一团棉花，用火柴点燃，待棉花烧成灰后把灰按在我还在冒血的手指上，然后从棉衣上扯下半寸来宽的一条布条，把伤处包扎好。看看血止住了，他们才让我去找医生。

找到医生，为我重新清洗了伤口，撒了点消炎粉，包包好就算完事。这一斧是从中指指甲下面一毫米处斜着切下去，刚好擦着骨头但是没有伤着骨头，中指手指肚差一点儿被切下来。

过了十天，伤就完全长好了。现在中指上只留下不易觉察的细细的一条疤痕，不疼不痒，阴天下雨也毫无感觉。看来叶富采取的应急措施虽然原始而简陋，但却相当有效，既很快地止了血，又有效地防止了伤口感染。

这次受伤几乎没花什么医药费，唯一的经济损失是少挣了十个工日，估计有十二、三元钱，令我心疼了好些日子。

      知青冰权敢想、敢实践已经很了不起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了实践给他后来的学习中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广大农民在生活实践中有很多、很好的土法是很解决问题的。这也是我们知青从无知到有知的一个过程，楼主很棒是一位遇事临阵不慌的人。愿意继续听您的故事。

看电影

我们公社有七个大队，几万人口，在全县是个中等大小的公社，可是没有一座正规或半正规的影剧院。听说临近的大榆树公社所在地大榆树镇过去有座简易影剧院，文革开始后就不知派什么用场了。

没有剧院，一切文艺演出，放电影都是在露天。在农村，什么地方放电影或是县剧团来演戏，一二十里外都会知道。有一年夏天，县电影队到农村巡回放映电影，带了两部片子，片名记不住了。我们听到消息，兴奋异常，就跑去看。明明知道电影队最后肯定会转到自己队里来的，可是心里像是有只小猫在抓，怎么也等不及，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欲望和感觉。当电影队转到十二里外的一个村子时，一下工就跑去看。东北夏天天黑得晚，总得八点多钟才可以放电影，一放就是两部，看完了再跑十二里路回村，到家已经十二点多了。第二天一早四、五点钟起来上早工，晚上再跑到另一个村子去看。虽然总是那么两个片子，可是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这样连续跑了几天，好不容易转到离我们队一、二里的一个村子，我照例赶去看。毕竟几天睡眠不足，白天又要干重体力活，一个电影才放了一小半，眼皮就一个劲儿地往一块儿粘，头也昏昏沉沉的，银幕上演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几次强打起精神来硬撑着想继续看下去，可是过不了几分钟又是昏昏欲睡。实在挺不住了，只好打道回府。走着走着，只见前面一个又高又壮的黑大个子摇摇晃晃地向我迎面走来，吓得我打了个冷战。这一吓，脑子清醒了，定睛一看，哪里有什么黑大个子，原来是电影发电机的灯光把我的影子照在迎面的一堵墙上。我一边走路一边打磕睡，迷迷糊糊地离开大路，朝一堵墙走去，如果不是被自己的影子吓醒，保不准要一头撞到墙上。第二天，电影队终于转到了我们队，但是我们几个知青谁也没有精神再去看了，一个个在威武雄壮的音乐声、激烈火爆的枪炮声和观众的热烈喝彩声中，呼呼大睡。后来，回想起这场电影没看成，还是后悔不已。

七一年，我到公路上当民工，驻地就在县城边上，上县城的机会多了，几乎天天晚上到县城里转。其实也没什么好去处，统共只有一横一竖成十字形的两条柏油马路像点样，商店只有三、四家。文化场所只有一家县剧团，一家电影院，还是经常没有活动，既没有电影也没有戏剧。

为了普及样板戏，样板戏被拍成电影，慢慢地传到了开鲁县。记得是《红色娘子军》。其实六七年时，在人称“老莫”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我还真的看过一回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原汁原味的正宗货，中国芭蕾舞剧团，白淑湘主演。不过在这文化的沙漠里渴了二年多，要看的欲望仍然很强烈。电影公开放映时，观众非常踊跃，抢着买票。我和修路的民工们一起去买票。说到买票，我们有很多优势。首先，民工们个个年轻力壮且精力过剩；第二，我们当时修的是渣油路，每天和类似沥青但比沥青粘得多的渣油打交道，身上的脏样可想而知。为了排除干扰，民工们故意穿上油渍麻花的工作服往买票的人群里挤，一边挤一边学着饭馆跑堂的腔调叫：“靠边蹭油了您呐！”县城地方虽小，城里人毕竟比乡下人爱干净，又是难得的去一次公共场合，谁不挑一身最好的衣服穿上。见我们这些“油黑子”来了，心里虽然腻味厌恶，为了衣服，只好乖乖地让开一条路，于是我们在公映的第二天（第一天全是招待票）就顺利地买到了票。

芭蕾舞是哑剧的发展，靠动作表现剧情，原产于外国。引进中国后，也仅限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剧场演出，普及程度远远比不上一些省级的地方剧种。县电影院怕中国老百姓看不懂这引进的剧种，就在放电影时，利用放映机的扩音器，同步解释剧情。

解说词也不是他们自己编的，完全照本宣科。本，是当时公开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可惜解说人的欣赏水平和理解能力实在有限，照着书念，还常常念错。倒不是念了错字、白字，而是把解说词和剧情张冠李戴。比如“序幕”一场有一段，洪常青唤醒遭打昏迷的吴青华，伸出手做出询问的样子，问她家在哪里，吴青华痛苦地拼命摇头，表示“我没有家！”解说员也许是过于紧张，灯光又暗，竟然念到下面一段去了“洪常青指引吴青华去参加红军。”话音刚落，正巧是吴青华作大幅度的摇头动作，似乎是说：“我不去！我不去！”正应了中国一句俏皮话“猴吃麻花——满拧”。幸好小地方民风淳朴，又是第一次看芭蕾舞，观众们对芭蕾舞的新奇感，超过了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警惕性，全场上千人没人提出“革命抗议”，电影一直顺利地演下去。

《红》剧的舞蹈是美的，舞美是美的，音乐也是美的。在听了几年杀声震天的“革命”音乐，看了几年伸胳膊踢腿的“革命”舞蹈后，欣赏到这样的舞剧，无疑像在荒漠中遇到一眼甘泉。尽管被人为地加进了这些不伦不类的解说，仍然觉得是一种真正的美的艺术享受。

第二天，民工聚在一起议论。人们感兴趣的是女演员掂起脚尖跳舞，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说一句话。个别人还说出了“这些女兵怎么穿裤衩子（即短裤）？”的问题。开鲁县地处东北地区，海拔二百多米，夏天再热也热得有限，男人都不穿短裤，更何况女人。

电影是农民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但他们对电影反映的内容半信半疑。我们队有个青年叫叶丛，因为父亲是地主，所以平时不太爱说话，说话有点儿结巴。小伙子长得不错，人也老实，干活扎扎实实，从不偷奸耍滑头。有一次干活休息，一群青年社员和知青围在一起聊天，内容是城市里的各种情况，叶丛坐在一边静静听。当我们谈到坐火车从北京来到此地时，他忍不住了，突然问：“老任，你说火车真的有电影里演的那么大吗？”

针灸治病过随意，

土法疗伤一把泥，

漏夜长途看电影，

农民心中总稀奇。

民兵

    69年深秋的一天，大队民兵张营长接到公社武装部的紧急通知：全体民兵参加当晚的一次战备行动。

    下午四、五点钟，全体民兵准时集合。在张营长的率领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时，张营长才向大家交待任务：一名在押罪犯越狱逃窜，我们目前站立的地方是他可能的逃窜方向；罪犯随身携带的凶器有手枪一支，几颗子弹，还有一把“电刀”。据张营长解释，这“电刀”不用扎不用捅，只要往你身上一挨，你就立马完蛋。

    张营长这么一解释，平白地给大家增添了不少的恐怖：对那支手枪的惧怕还有限，即使是被他打上一枪，死了也是有声有色（血）、轰轰烈烈。怕就怕那把“电刀”，无声无色地就是当了烈士也不太光彩。我倒是不怎么怕这“电刀”，因为我知道肯定是张营长把“电工刀”听错了，况且电工刀只有单刃没有尖，只能割、切、削，不能捅、扎，其威力远远低于一尖两刃的匕首。其他的人，特别是众乡亲们，可是被这“电刀”吓得不轻。

    我们这地方离国境线还有几百里地，民兵也是徒有虚名，平时几乎没什么训练，战备叫得这么紧，我们连根枪毛也没摸过。全大队一百多民兵，把营长算在内，只有两、三个真正扛过枪打过仗的复转军人，还是五十年代初的，一晃十多年，大概也忘得差不多了；其余的人，除了我们知青参观军营和军事博物馆时见过一些武器，多少有点武器常识，其他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按照营长的命令，我们从东向西拉成一条线布下了岗，每个岗一人，岗与岗间距十米左右，要求坚守岗位，不得走动，不得有声响，不许吸烟。由于没有讲要求什么姿势，所以也没采取什么蹲姿、跪姿、卧姿，大部分人就是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等到我们把防线布置就绪，天就完全黑下来了。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半流沙岗子，周围光秃秃的，几乎什么也没长，我们就像篱笆桩似的排在沙岗上。天越来越黑，似乎有许多云，没有月亮，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颗星星。慢慢地起了风，风虽不大，但是在这黑呼呼光秃秃的地方，有股子阴风的感觉。就这么过了两、三个，也许是三、四个小时，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左右相邻的几个岗哨三个两个地往一堆凑，聚到一块还嘁嘁碴碴地说话：“真害怕！……”“吓死我了！……”“什么时候才完呀？……”有的人堆里还一闪一闪的亮起了火星——肯定是哪一位青年烟民的瘾头又上来了。

忽然听得一声令下：“全体集合！”大家早等着这一声呢，忙不迭地都聚集到一起。然后又被带到一个地方，只见那里已经集合了很多人，大概是其他大队的民兵吧。等人都到齐了，公社武装部长走到队前，气势汹汹声嘶力竭地训起话来，大意是：一个人已经走近了我们公社的防线，不知是哪个大队的一名“不爱红装”（指女民兵，源于毛泽东颂女民兵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句）突然尖声大叫起来，那名险些落网者闻声马上转身逃得无影无踪。罪犯是肯定抓不到了，还守在这里作什么！……随着部长一声令下“解散！”，众人拔起脚一窝蜂似地往回奔。来的时候，大家还能保持队形从从容容地走。这下子根本就没了队形，也不管天黑路狭，以小跑的速度向家的方向狂奔——既然不能“得胜班师”，那就只好“兵败如山倒”了。

    很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仍然弄不明白，这次行动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一次煞有介事的演习。说是真的吧，有几处明显的漏洞：第一，没让大家带任何武器，不要说步枪刺刀手榴弹之类的真家伙，哪怕让大家带一件自家常用可以自卫的农具，像镰刀斧子铁锨镐头什么的也可以给人防防身、壮壮胆呀；第二，既然是要围捕逃犯，就应该适当隐蔽，那么直挺挺地像电线杆子似的戳着，傻冒儿才会往你网里钻呢。说是演习吧，公社武装部长的那篇声嘶力竭声色俱厉的训话又太令人心惊胆战，由不得你不信。

    一天晚上我们和队里一些青年在生产队队部说笑聊天，正说得热闹，两名女知青神色慌张气喘嘘嘘地闯进来：“信号弹！信号弹！！”正巧民兵排长也在，她俩就向民兵排长如实汇报：发现北边有信号弹飞起。民兵排长马上带上一群人随着她俩跑到村子北边察看敌情。

顺着她俩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有几颗小亮点从离地平线不远的地方向上升起，可是它们和电影里看到的信号弹不大一样：第一，飞得不太高，也就是远方的树梢那么高；第二，颜色单一，和天上的星星一般无二，既没有红色的，也没有绿色、紫色、黄色等等，没有哪一部电影里的信号弹是这个颜色；第三，几颗小亮点有起有落，落下去又升起来，升起来又落下去，此起彼伏无休无止。

    我们本来是满腔热血，准备和“帝修反”、“潜伏特务分子”拼个你死我活的，见到这么几颗不伦不类不争气不起眼的“信号弹”，都不知该怎么办好了：想到伟大统帅“提高警惕，备战备荒”的最最最高指示（当时正是备战时期，“战备”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所以冠以“最最最高”），谁也不敢说甚至连想也不敢想“它们不是信号弹”。   

    还是民兵排长斗争经验丰富，当机立断果断安排：“老H、老R，你俩今晚守夜打更，巡逻观察，有情况立即向我报告，其他人回家待命！”所谓“待命”其实就是“睡觉”。我俩遵照排长的命令绕着村子东南西北转了好几圈，一直转到东方发白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而那几颗“信号弹”，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地依然故我地跳着，让人越看越失望。

    多少年后，我读了一些科普读物，才知道那天看到的“信号弹”实际上就是天上的星星。大气底层的空气由于受地表面温度的影响，上下波动比较激烈，当人们的视线穿过厚厚的大气底层去观察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时，星光受到这层空气的扰动，在人们的眼睛里一向安安稳稳的星星就会一上一下地跳起舞来。这简单的自然现象在经常观察天象（判断方向，时间）的农民眼里是太司空见惯了，民兵排长为了不给知青的满腔热情泼冷水，才没有当面捅破这层窗户纸，并且安排两名知青巡夜，大概是给我们一个好好看看、冷静想想的机会吧。

谢谢龙行天下  千帆过  塔松版主的鼓励！

吃 瓜

    文革中有一段语录被人们引用得最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初时，人们大多把这段语录用于和自然界的艰难困苦作斗争时鼓舞斗志。后来延伸到派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斗中，被这段话激励起来的斗志加剧了人们无谓的伤亡牺牲和国家财产的损失破坏。农民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和这段语录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下定决心——去偷瓜（注解：要偷东西当然得下死决心），不怕牺牲——往里爬（拿出不怕死的劲头来），排除万难——挑大的（黑灯瞎火的要找大瓜，还得防备看瓜人，确实万分困难），去争取胜利——别挨抓（被抓住了还叫什么胜利呀）！”  

    六九年秋天雨水特别多，一些沟渠和低洼地都积上了水。于是，蚊子们有了繁殖发展的大好天地。蚊子多得大白天也出来活动，并且是一种花脚蚊子，腿上一段黑一段白，就跟铁岔道口的栏杆似的。农民们下地干活，为了防蚊咬，只好把全身尽可能地全包起来，长袖子长裤管不说，还得把袖口裤脚用绳扎起来。不分男女，不管好看难看，全用一块布把头包起来。有的女知青用那种透明的薄纱巾把头全包住，满想着又可以防蚊子又好看，没想到纱巾太薄，蚊子的长嘴扎透纱巾照叮不误。只有脸最倒霉，没什么办法好包（戴口罩呼吸困难，没法干活），只好豁出去让蚊子咬去。一天休息，有人告诉我说旁边一片荒地里有些野生西瓜，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好瓜，我就和他一起进去了。找了找，没一会儿就找到一个相当甜的瓜，这下我可来劲了，也顾不得成群的蚊子向我轮番攻击，低着头只管找瓜挑瓜，蚊子实在太猖狂了就用手赶赶。工夫不负有心人，休息结束时，我找到了三个瓜。问题跟着也来了，我没带任何袋子可以用来装瓜，这三个人头大小的瓜只好用两只手抱着。手被瓜占住了，就没法对猖狂进攻的蚊子实行自卫反击，可是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瓜又有点于心不甘。等我满载胜利果实走出战场时，遇到一位社员，他满脸惊奇的辨认了一会儿说：“是你呀老任，怎么一会儿不见你就长胖了？”再仔细一看，原来脸上布满了蚊子咬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