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  恩师远去

                                          文/李  勤 

不经意间，中秋节连带着国庆节一晃就过去了。秋意一日浓似一日，神思却在萧肃秋风中舒展开来。趁着休年假，我将阳台上的花草修剪了一下，感觉清爽多了。想想若是在农村，该是谷入仓镰上墙的时节了。泡上一杯茶，回头再看网上一篇篇吟风诵月的诗文，想起十五年前自己也曾作《秋思》，盛夏之时强写深秋，不禁窃笑。笑过了就又想，如今将知天命了，我该在入冬之前，好好地回首来路，检点一番了。

从82年开始发表作品算起，我的写作生涯已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其实，严格来说，在发表作品之前，我曾有八年的练笔，那也是我写作生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的，毋须讳言，写作是我毕生的事业。我的作家梦，始于知青场，圆于创作室。这一路走来，有多少磨难自不必细数，而恩师们扶持的手，却在岁月的淘洗下，愈加晶莹。

林老师

我心目中的第一位恩师，是林力中老师。

林老师是我好朋友M的爸爸，并不是文学圈内人。74年秋天我到陆丰良种场当知青，和M同在一个队里。M常在傍晚拉小提琴，那琴技，据说就是她爸爸亲传的。M还会将一个个姓名或词语编到一把把竹扇里，而这竹编手艺，听说也来自她爸爸。有一天，我和M两人合作修整一道田埂，便有机会多聊几句。当M说起她小学五年级曾辍学一个学期时，我脱口而出说我也是。记不清是谁先说出来的，辍学的原因是爸爸坐牢，而我们的爸妈都是教师！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当时这意味着什么。哦，当时这么一说，彼此之间就有了一种认同和信任，一切尽在不言中。在那个年代，十五六岁的我们可不是人们常常形容的那样无忧无虑，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家庭成分栏里填着“革命干部”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内心里都藏着警惕和戒备，父辈当黑帮、牛鬼蛇神被揪斗或羁押等经历，只会深埋于心。M的爸爸林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和我爸还是“难友”。我记住了这一点。

当时的我，有着一般“可教育好的子女”共同的警惕和戒备，更因自幼在农村长大，目睹太多的家庭暴力和婚姻不幸，加上自己不太快乐的童少年，对家庭、家长近乎恐惧。在那容易偏激的年龄，我认定所有的家庭都是家长专制的牢笼，所有的男人都是暴君……

由于我父母在偏远的甲东半岛教书，在知青场的那六年，我在客观上便有理由一年半载才回一次家，后来更是连续三年都不回家过年。场里的知青大部分是县城来的，我去过几个场友家作客。其中，只有M的家让我待得舒服，成为我最喜欢去的一个落脚点，以至于M上大学、工作不在家了，我还是一到县城必到她家并吃住在那里。我称那是我第二个家。说实话，那是我在那个时期欣赏并乐于待着的惟一的家庭！之所以如此，我想关键就在于这家的男主人林老师。

从M的口中，我得知林老师毕业于香港南国动画艺术学院，解放前回国参加了粤赣湘边纵支队文工队，解放后转业到陆丰县龙山中学当了老师，并在县文化馆业余辅导音乐、美术，还兼着陆丰皮影剧团的导演，曾出访过东南亚不少国家呢。见面后给我的印象是，林老师并不像想象中的艺术家那样留着长发或大胡子，也没有“披红挂彩”，更没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很平常，说话不多，甚至于我现在怎么回忆也想不起他那时跟我说过什么话，但印象中却绝不是沉默寡言的那种。林老师语速比较缓慢，透着平和，让我感觉到一种慈祥。回想起来，我曾见过林老师擦拭自行车，在水龙头下面安装垫有海绵的过滤笼子，归置旧报刊，摆弄盆栽……林老师见到我一般会说：阿勤来了，这次会待多久？这样的问话绝不会让我产生“逐客”的误会，而明白他是要更妥贴地安排“招待事宜”。林老师和他爱人王老师，对我并没有热情洋溢地嘘寒问暖，但我却确切地感到他们是真的把我像自己的女儿一般对待。有一年我在知青场过春节，春节后，已上大学的M来看我，并带我到她家玩，午餐桌上有鲜美的鸡肉。M告诉我，那只鸡是乡下亲戚春节前送来的，她爸妈特意留到我来的时候才杀……

  80年陆丰县知青全部归线安排，我被安排到甲子初级中学教书。甲子虽说是我老家，但我自幼随父母在甲东生活，高中毕业后即到良种场当知青，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前面说过，青少年时期的我对家庭近乎恐惧。我任教的学校离我家（父母家）只有一条巷子的距离，但我每天除了回家挑一担食水、洗一趟衣服外，就只有吃饭，吃了饭就走。我感觉跟家里人或周围的人无法沟通，非常孤立、郁闷。而在众人眼里，我是一个怪人。时常有人到我父母面前投诉，或说我不与其打招呼，或是喊了我没有回应，哪怕是我过年过节没穿新衣服……知己朋友说，甲子不是我待的地方，长期待下去非疯掉或忧郁致死不可。

  为了离开甲子，本来立志当野草的我报名参加了高考，但因种种原因临考却病了。我带病提前两天到了县城，就住在紧邻考场的林家。我当时应该是感冒引发支气管炎，病势凶猛，捱了一天，到了呼气吸气都胸部抽痛的地步。当时林家还住着另一位考生和她妈妈。我看到那母女对我那嫌恶的神态，明白是害怕受我传染，心想以我那种状态肯定是考不上的了，何必在此拖累别人呢？就跟林老师说我不考了，要回甲子。这时一向温和的林老师坚决地说，不考可以，但不能回甲子，我们不会让你这样回去。你要治好了病才能回去。看一眼那母女，林老师又说，你放心住着，她是客人你也是客人。林老师让王老师把我生病的消息通知我在县城的另一位好朋友A。A和他女朋友当天就来带我去医院，又是透视又是拍片地检查，跟医生说明了我第二天要参加高考，开了重药，并特约了一位护士每天到林家来为我打针。于是，打了青霉素的我麻着半边脑袋走进了考场。每一场考试中间，都有监考老师给我递开水并问我有没事能否坚持。过后，我才知道那是林老师逐一找到我每场考试的监考老师，跟他们说明我的病情要求特别照顾。林老师的细心关照让我感动，但更让我铭感于心的是林老师对我自尊心的维护。虽然最后我没考上，但考前因病撤回和带病考完试才回，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高考失败后，我死心塌地教起书来，业余时间依然写我的东西。80年暑假，我将自己几年来的习作编成集子《野草荆棘》，一式复写五本，自己留了两本，送M和A各一本，也送了一本给林老师。说不清当时我为什么会送一本给林老师，也许是命运冥冥中的安排吧。就是这本小集子为我带来了转机。

  某一天我照例回家吃饭，突然甲子文化站的詹同志到家里来找我，给我捎来一个卷成长筒的邮件。拆开来，是一本《陆丰文艺》和一本稿纸，还有一封信。詹同志告诉我，这是《陆丰文艺》郑明标编辑寄给他转交我的，郑编辑还嘱他要把我引进甲子文学队伍去。我细看那信，郑编辑简略评点了我的《野草荆棘》，并叫我用稿纸抄好《闲话野草》寄给他。就是这位郑明标编辑，后来在《汕头文艺》编发了我的散文处女作。从此我不再孤立无援，融进了甲子业余作者圈子中，并逐渐成为活跃分子，进而组建了萤光文学社，创办社刊《萤光》，因《萤光》而引起惠阳地区文化处的重视，最后被调进文化处创作室……

  后来，我知道林老师对我的举荐并非仅此一次。

  大概是84年冬天，学校一位同事突然叫我去他家 ，说县里来人找我。来人是县司法局一位副局长和一位科长。我费好大劲才弄明白，他们是来动员我去一个叫什么法律调解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当律师。毫无准备之下，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其实并不懂法律，口才也不好，从来没想过要当律师。但来人坚持说，他们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能够胜任律师这一角色，叫我好好考虑，尽快给予答复。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整个甲子。因为我是个出了名“不会说话”的半哑巴，除了讲课，难得开口说话。这么一个人，县里却来招为律师！几乎所有的同事、亲友都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主张我赶快答应调动。我因各种考虑而迟迟未给县司法局答复，县司法局的同志又来了一次，还带了惠阳地区司法处的同志来，地区司法处那位同志回去后还给我写来一封信，力陈从事司法工作的好处，说在工作过程中积累素材，可以更好地写作，等等。

虽然最后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没当成律师。但此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冲击，预示了我工作变动的可能性。同样，我也是在隔了好久以后，才知道这又是林老师起了作用。原来，早在83年，在陆丰还归属汕头地区的时候，汕头地区司法处来陆丰各条战线挖掘律师人才，林老师就通过县教育局长推荐了我，理由一是辩才出众（说来惭愧，我在社交应酬时是哑巴，在正式辩论时却是常胜将军），二是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汕头地区司法处的人当时就到甲子教办洽商，因我是民办教师编制无法招收，但给县司法局留了话，因此当县司法局要组建律师队伍时，又想到了我……

  我之所以将林老师视为我的第一位恩师，是因为，当我这棵野草还在坚冰似的土层下挣扎时，是林老师发现了我，并想方设法为我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世人都喜欢锦上添花、趋炎附势，而谁能像林老师这样雪中送炭呢？更难能可贵的是，林老师是在我并未求助，而他也从无许诺的情况下，默默做了这一切的。不要说回报，就连感谢的话，我也没机会说！而内心深处，林老师对我的意义，还在于他作为家长表现出的豁达和明智，以致整个家庭充满温馨祥和，使我偏激、冷傲的心稍得温润，让我只是性格有点古怪，而不至于走上极端。

  我到惠州工作不久，林老师就离休了。我回老家时曾去看过他几次，发现他身体情况不好，没过几年就听说到了行动不便的地步，于2001年5月病逝了。M打电话通知了我并嘱我撰写挽联。压根就不通平仄、从未染指楹联的我，勉为其难写下：毕生耕耘，笑看坎坷化桃李；一朝驾鹤，幸有丹青伴芝兰。据说大家都认为是林老师生平的真实写照。但是我自己知道，真实并非如此！我强调了林老师乐观的一面，却刻意淡化了悲剧性。

  林老师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本该是安享天伦之乐后含笑九泉的。但我知道，林老师晚年心境并不开朗，活得并不快乐。为什么呢？他没有说。但我猜想，一生不得志，岁月蹉跎泯灭了美好理想是他忧郁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儿女虽都安居乐业，但无一继承他的理想成为美术家、音乐家，也令他深怀遗憾而不能言表。

  在林老师去世后，从M的追述中，有两个情节令我感慨万端。

  一是在林老师病体沉重时期，家里失窃。窃贼对他家进行了搬家式洗劫，林老师几十年精心收藏、保存的文物资料、学术书籍、报刊和他自己创作的美术、音乐作品，也荡然无存。而据现场情况（纸张散落一地）判断，窃贼并不是盗窃文物，而是将其顺手搬走当废纸卖的……警察来勘察现场、登记财物损失时，林老师填写的财产损失是300万元。警察当时就说，你家这点旧电器、家具和旧报刊，哪值这么多钱？林老师再三强调，被盗的旧报刊中有许多是绝版的文物资料、学术书籍和个人作品。警察却嗤之以鼻。遭此打击，林老师自此病倒……我在想，此次失窃对林老师的打击是双重的。一生珍藏毁于一旦，那份失落想必大家都不难理会，但令林老师更感悲哀的是，世风日下，世人顽劣！

  二是林老师临终时，对前来诀别的亲属逐一作出奇特的手势（他已说不出话）——画一个圆圈，然后在中间点一点，接着两手往上一扬。当时，众人对此手势猜想不一。最后，在对女儿和外孙作这手势时，林老师拼尽最后的气力，一字一顿地重复两次：“要有一颗大大的爱心，奉献人类。”这是林老师此生最后的一句话。不知大家看到此会作何感想？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写作者为了拔高人物而杜撰出来的！但是，这看似杜撰的遗言，却是一位年青时从海外归来投身革命、终生郁郁不得志、遭受过监禁、批斗、下放等种种磨难的老教师最终的话，原汁原味，一字未改！

叶主任

  我铭记于心的第二位恩师，是叶维扬主任。

  叶主任对我来说，是改变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他，我就不会那么顺利地踏上文学创作的坦途。

  叶主任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最初是以组织形式进行的，世事懵懂的我只记着《东江涛》编辑部，而不辨具体人。

  那是在84年。陆丰刚刚归属惠阳地区，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地区文学期刊《东江涛》投了几篇散文稿，并附寄了我编印的《萤光》，不久就收到编辑老师热情鼓励的回信。《东江涛》春季号刊发了我的散文《花之泪》，还配发了署名“亚韭”的评论（一年后，我才知道亚韭就是叶主任，是叶主任笔名苛菲变化而成）。随文配发评论，这还是第一次！此后，《东江涛》每期都刊登我个人的作品，也陆续选登萤光文学社成员的作品。

  84年的我，在甲子已经不再形单影只，而成了一个文学社团的带头人。按说，日子应该好过些了，但其实不然。我那时住的是六平方米的小平房，屋子下陷半层，窗子下端与外面一片空地持平，因外面小孩要么用铁丝从屋子里往外勾东西，要么就是往屋子里扔沙石甚至粪便，我只好常年紧闭窗户，于是屋里阴暗潮湿。由于潮湿，我经常得把堆在墙上和床上的书取出来摆到门口晾晒……阳光晴好的某天，我照例摊晒书刊。突然有个小孩跑来对我说，有人偷拿了我的书，并带我到我窗外的那空地上，指着一堆土坯上的一包衣服说，就藏在那衣服下面。爱书如命的我不假思索，伸手就去揭那衣服，殊不料旁边正在樁土坯的一个男青年当胸一拳，砸得我踉跄倒退几步，这时我才听到闷雷似的一声：为什么碰我的衣服！这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这句话更让我憋气——理亏在我！而那小孩，却在一旁和伙伴们欢呼雀跃地闹腾开了……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

  而在大环境方面，那时正搞“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甲子镇文化站负责人（以前引我进文学圈的詹同志不知何故被裁了）对《萤光》视为异类，格格不入，有人正运用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搜集萤光文学社作品中消极、灰暗的片言只语，甚至听说镇里的宣传委员手里的“黑名单”上就有我。忧郁和焦虑，加剧了我的神经官能症，身高1.63米的我，体重只有40公斤，瘦弱得好像一株四级风就能卷走的枯竹。

  就在这个时候，叶主任到我那小屋子看我来了。得知有人要把《萤光》划入“清除”之列的事，叶主任明确表态，不能这样乱稿，他交代那位文化站负责人要跟镇宣传委员反映，到了县里又跟县文化局长打了招呼，要县文化局支持我们……这一来，我们才得以挺起腰来，再接再厉的于85年把《萤光》由油印季刊改为铅印小报，每期印数达一万份。

这一次见面，叶主任几乎没给我留下印象，我只记得地区文化处领导和《东江涛》编辑部老师来看我了。后来，编辑部为萤光文学社安排了惠州行与“惠州青年之家文学组”联欢；为我推荐短篇小说《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到《作品》，等等，都是以编辑部的名义进行的。那时，编辑部丘金贝、杨城、黄洁端等几位老师，都多次给我写过信，对我悉心指导，我也把他们混为一谈、不分彼此。

  直到85年暑假，我收到《东江涛》编辑部新丰江笔会的通知，这通知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印的，特别的是抬头处有一行钢笔字：务请前来，有事相商。署名叶维扬。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想了想才记起他是创作室主任。这简短的句子，令我敏感到这是一个重要信息。

  那时我正好又生着病，一路堵着鼻血到了新丰江。笔会第一天，叶主任并没有跟我说什么。到了晚上，地区文化处处长兼文联主席覃作彬到我宿舍来，先是跟另一个小李聊天，聊着聊着，突然转而问我：“小李呀，到文化处来工作好不好？”我答：“好。”覃处长又问：“就用聘请的方式好不好？”我答：“好。”覃处长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再答：“好。”覃处长可以说是我当时接触到的最大的官了，他一口四川普通话说得飞快而含糊，我听着非常吃力，所以整个谈话我只说了三个“好”字，急出满头大汗。但总算听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我将到文化处工作！第二天，叶主任和丘老师才跟我详细说起此事。现在回头想来，才感叹这些前辈的组织纪律性有多强！原来叶主任看望过我后，觉察到我处境太恶劣，回到文化处就决心要“拯救”我。因为我是教师，过线调动极难，考虑到我是民办编制，才想用聘请这个方式。当时我兴奋非常，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编制和待遇。但叶主任了解到我的工龄是从当知青时算起的，而我那时正读华师大中文函授，再有一年毕业就可以转正了，就提醒我应该争取正式调动，说丢掉十余年工龄太可惜。我傻乎乎地表示，只要能到编辑部工作，怎么简单就怎么办，丢掉工龄不足惜。叶主任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工龄是关系到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不能轻易放弃。

  此后，叶主任亲自到陆丰，先后找县劳动局长和教育局长洽商，要求在年终招工时给我一个国家合同工的名额——只要我转为国家合同工，就可以借调进地区文化处！县劳动局和教育局都表示支持，应允了。但事到临头，那名额还未发下，就被抢光了。后来叶主任多次前往交涉，加上我朋友A和他爱人等多方设法，找到县长特批了一个名额给我，才让我在第二年春天成为合同工，也终于得以办理调动手续。

  调动手续是86年春天办的，我却是在85年底就到了创作室工作。当时我也搞不清状况。大概是在11月吧，正在焦急等待合同工指标办理调动手续的我，接到叶主任的信，说让我先去上班，以后再补办手续。过不了多久，文化处领导来了一趟甲子，我还跟着去了甲东麒麟山，然后带着一点简单被席衣物随车去惠阳。

  叶主任和丘金贝老师带我到后所街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说以后《荔风》编辑部（当时《东江涛》已改版为《荔风》，全国公开发行）就在这办公，其中一间房给我当宿舍，厨房、卫生间当然也归我使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他们想破脑壳才想出来解决我住宿问题的点子。然后，叶主任和丘老师亲自带着我上街，到日杂店里购买木板床、桌子、椅子等，并运回宿舍。当我看到肥胖的叶主任气喘吁吁地做着这些事时，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连说我自己来自己来，叶主任憨厚地说，不要紧，这些大件的你一个人搬不动，我们帮你弄好，那些细小的，你就自己弄吧。丘老师告诉我，这是叶主任特别为我争取的福利——别人调动来的，都是有家有业的，单位从不配置家具。

  就这样，我当起了编辑。未办理任何手续，没名没份，由文化处发临时工资。我并未感觉不妥，干得欢天喜地。但没多久，原来合并的地区文化处和文联分开了，原来的处长兼主席覃作彬改任文联主席，文化处长由原来一位副处长升任。《荔风》由于编辑人员都属于创作室，留在了文化处。而新处长主政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人员调整，对我触动较大的，是叶主任调离创作室，改任艺术科长；还有，《荔风》编辑黄洁端老师被调到下属单位群艺馆去了！我自己也被责令搬出那三房一厅，搬到虎头山单身宿舍去。这个时候，我还是个“黑户”呢。我一下惊慌失措了，深恐被新班子扫地出门赶回老家去。这时，叶主任及时给我吃安心丸，说，只要老老实实做好工作就行了，一切会好起来的。果然，我不理世事埋头工作，随着我在创作上出成绩，短篇小说《女研究生和她的三个男朋友》获得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省作协领导对我赞赏有加，慢慢地站稳了脚跟。这时，我才明白，叶主任为什么不等我得到合同工指标办妥调动手续，就急急忙忙地安排我上班了。这一招就叫“生米煮成熟饭”啊！

  叶主任是紫金人，讲一口客家普通话，在我印象中总是笑阿弥似的，给我的直觉非常憨厚。不过，这个厚道人有时也会耍点小小花招，那种狡黠是我一辈子也学不到的。记得那次省作协几位领导来惠阳，地区宣传部在汤泉设宴招待，地委书记朱友植也到场。那时是我刚获得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不久，所以我也跟着叶主任、丘老师他们坐在另一桌上。我是天生酒精过敏，但叶主任说，今天小李无论如何也得过那一台去敬酒！不能喝酒却非得敬酒，怎么办？叶主任发现那天喝的是白酒，便悄悄叫过服务员，事先给我一小杯凉开水。到了该我敬酒时，叶主任和丘老师陪着我过去，连敬酒词也是叶主任替我说的，说完就让我“先饮为敬”，我的任务就是把那小杯凉开水喝了。等领导们说要回敬时，叶主任连忙挡住，说小李就这么一点酒量，多一滴都不行！因为叶主任是行内有名的老实人，领导们也就深信不疑。后来我参加省里的笔会，当时受过我敬酒的一位省作协领导在聚餐时翻旧账，说记得我酒量不错，一杯白酒一口就喝下了，非要再跟我喝过不可，我只好坦白交代说出作弊的情由。哈，有些没听说过这段子的领导，至今都还记得我很有酒量呢。

  文化处是在被称为“上院”中的一排平房上班的，各科室之间经常串门走动。我虽然性格内向不喜欢串门，却也能耳闻目睹同事们的一些趣事。其中，叶主任是个能经常给大家带来笑声的人。叶主任长得矮胖，戴着像啤酒瓶底似的厚镜片的近视眼镜，行动较迟缓，我每次看到他却总像是在跑步似的，一边急急忙忙地赶路，一边喘兮兮地嚷着：“唔忙！唔忙！”同事们常会哈哈大笑地说他“不是慢半拍而是慢一拍”。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跟同事下起象棋来，却非常较真，高声大喉地争执，甚至拿着棋子跨椅钻桌地从一个科室追逐到另一科室，逗得全局上下笑翻了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我感到很快乐。

  没想到平地又起风波。因为《荔风》归属创作室，而创作室按全国惯例是以戏剧创作为主的。新处长是个颇有“创新”精神的人，他突发奇思创立新剧种“东江戏”，并力捧出了一位女导演。接着，又想把我培养成女编剧，要送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剧班学习。天啊，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何况我本来就讨厌戏剧，一听到“咿咿呀呀”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当时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按照我的性格，我是要犯上抗命的。这时，叶主任叫上丘老师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当我发犟时，叶主任意味深长地劝我“风物长宜放眼量”。他跟我细析利弊，叫我不要硬顶，而要灵活处理，先服从组织安排去学习，到了那里要学什么是自己的事，说不定一年后，事情又有了转机也说不定呢。虽然二位老师没把话说白，但我心里总算开了一丝丝的窍，终于答应前往北京学习了……果不其然，88年夏天我学业结束时，已经人事皆非了——地区改市，文化局也换了新领导！回惠那天，我正拉着行李车走在回家路上，就碰上新局长。新局长一开口就说：回来了就好，你愿意编剧就编剧，愿意当编辑就当编辑，我不会因为你学了一年编剧就勉强你一定要当编剧！哈哈，当时我心里甭提有多佩服叶主任了，简直是疑为天人能掐会算了！我想到了“人情练达皆文章”这句话，更庆幸有这样的良师点拨，才不致在人生旅途中碰得头破血流。

  而叶主任在我还在北京学习期间，身体就每况愈下，先是视力突降几近失明，后被检查出肝有问题。但叶主任还是坚持工作，只是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叶主任于97年病逝。在他去世前一年，还有新的剧作问世。他最后一个剧本，刚好是我经手编发的。虽然我不肯转投戏剧，但文化局几任领导变更下来，最后还是勒令创作室“改邪归正”、主攻戏剧，我也不得不改任《惠州戏剧》副主编（最后实在没法，我主动申请调离创作室，到图书馆工作）。那时叶主任身体已经很差，视力更不用提了，可对剧本还是非常认真，提交讨论、听取意见、修改，哪一环都不愿马虎。我那时有电脑，就提出替他打字。叶主任再三道谢，拿了打印稿到处征求意见，根据意见仔细琢磨之后再修改，改了再拿给我输进电脑。他年纪大身体差，本来可以打个电话叫我去拿的，但他总是亲自送稿来，几层楼梯跑上跑下，累得气喘吁吁的，我给他端上茶，他却从来不喝……后来，我发现在集体聚餐时，叶主任都不怎么参加，实在不能推脱的，他就特备另外一双筷子夹菜，原来他是怕将病菌传染给别人。

  叶主任从事戏剧创作几十年，遗憾的是没出版过一本作品集。他其实是成名已久的剧作家，但一向低调、从不炫耀，我直到参加叶主任的追悼会，才从悼词中得知他的辉煌成就——早在60年代，他编剧的花朝戏《苏丹》，就红火一时，并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在97年惠州电视台为我拍摄的生活写真《感谢生活》中，曾说过我很幸运，幸运的是在我的写作生涯中，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好编辑。是的，虽然我生于困难时期，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我碌碌无为，至今未有大成；我依然庆幸，生活赐予我苦难的同时，教会了我感恩和珍惜。

我怀念林老师、叶主任。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竟得非亲非故的二位前辈如此恩惠。他们岂止是施恩不图报？他们是润物无声、大公无私！虽然我未曾请他们吃过一餐饭，未曾孝敬过他们一盒烟一瓶酒，甚至未曾好好道声谢。但我会默默秉承他们的美德，接过他们的火把，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好人一生平安！林、叶二位恩师都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但却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在他们才华横溢本该出成果的时期，都不可避免地进了牛棚受尽折磨，以致于到了可以自由挥洒时，早已是风烛残年！每念及此，都不由悲从中来。但林、叶二位都是达观之人，他们在生时不曾埋怨愤恨过，也绝不会赞成后人背上时代的包袱。我知道，他们喜欢说的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文学这条路，我已跋涉三十余年。这一路多得恩师指点、贵人相助，虽没有飞黄腾达，却也不离不弃，步步踏实。“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以回报恩师，惟有谨遵师嘱“奉献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将知天命的我，还在组建文学沙龙、创建文学网站；为什么远避社交厌恶应酬的我，却出任市作协副主席甚至一度担任秘书长；为什么现时在图书馆任职的我，却不务正业地编印《惠州文学交流》……是的，我坚持我的报恩观：对前辈老师的最好报答，就是写出好作品，并同样热心扶助新人。也许我已经无法再进一步，无法成为文学殿堂的栋梁，但我将像林老师和叶主任一样，在理想之路坚持不渝，枝繁叶茂时能为路人挡风遮雨，干枯之后也不失为一截木桩。这绝不是阻碍后人前进的绊子，而是朝圣路上陡峭处的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