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

　　今天所讨论的，仅仅是个体。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实际上只有依据他的诚信度才能做出判断。在未知其诚信度如何之前，恐怕只有选择“不相信”。更何况，即便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对你提供有局限、有偏见，甚至有错误的信息，对此也不应该完完全全地“相信”。这里还不包括“恶意”。

　　我曾在的《兵团战士报》社，当时由管内勤的同志代领代发取暖费。事情过了好几个月，一位记者突然声称自己尚未领到取暖费。究竟是自己领后忘了，还是代领代发的同志贪污？管内勤的同志说明明发了，却拿不出已发给他的凭据，气得要死。也许这位记者并无恶意，甚至表示“你说发了就算了”，但究竟应该相信谁，仍是未解之谜。当时《人民日报》缩印合订本，是报社很重要的资料。有位部主任借去一本，管资料的同志去要，他硬说已经还了。由于这套资料已不完整，管资料的同志心里很是不安。后来报社大扫除，这位主任从旧报纸下面找到了当初借阅的合订本。于是“信谁不信谁”的话题又重新提起。这使我打心眼里绝对崇拜两个字：“证据”。无论是多么善良、多么好意、多么正确、多么权威，都必须拿证据说话！如果说我确实相信过许多人的话，实质上我所相信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他们提供的证据。

　　有一件小事令我终生难忘。有位同事托我把一张叠好的字条，送给机关服务社的同志。对方打开字条看过后，说同事要买的奶粉没货，并顺手把重新叠好的字条还给了我。可当我在返回路上打开字条细看的时候，不禁一愣：“随条附上两元钱”。钱到哪里去了呢？我急匆匆返回服务部问个究竟，对方说了一句绝妙的话：“要不我给你两元钱吧！”我转身就走，自己赔上两元钱，连那张字条，一起退还给我的同事。其实这事再简单不过了。就在服务社的同志打开字条的一瞬间，夹在字条里的两元钱掉到了柜台里面。事后她发现这两元钱时，却一时难以判定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掉在这儿的。当我去询问时，她首先选择的是掩盖自己曾捡到两元钱的事实，于是想出那句“高风亮节”却“有辱斯文”的话。从哪以后，“当面点清”成了我顽固坚持的习惯。

　　至于更深层的“相信与不相信”，我只想说：既然公认“人无完人”，公认“人的社会性”，那就还是相信“证据”吧！须要注意的是，切记把个体与整体区别开来。

　　请看《谈心》系列十一：再谈“不要轻信任何人”

    实践之总结，思索之结论，给人启迪。

阅读了麦田新绿的这一系列的《谈心》文章，非常震撼，更是收益匪浅。

作者都是从每一件小事情上谈起，经过用事实举例、深入浅出、解刨分析、引经据典地加以阐述，使人们明白了一个个的深刻的道理……

学习了！

遇事需要讲证据，

否则容易误会集，

亲兄弟也明算帐，

古人诚不将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