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的乡村少年离开学校，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读书了。

    真正哭喊着要读书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比起主动逃离学校的要少。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够忽略一些乡村孩子患上了阅读困难症，读书当然没有发呆轻松惬意。读书的结果，如果不是让他们一跨步就离开乡村，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

    一个河南武陟县的少年从学校跑回了家，父亲养鸡母亲下田，他都拒绝去帮忙，只是打牌抽烟睡觉看电视，四处游逛。他说，他脑子有病，一看字就脑瓜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家里割麦？他说，他家那几亩地的麦子，一夜就割完。他所说的割，是用机器。农民计算过了，租用机器比自己出力气划算。人呢，就常常闲着，午睡后在大桐树下打纸牌。

    这个少年最后被家人托人送去参军，算给他找了一条前景并不清晰的出路，他跟队伍要去宁夏，临行的时候，母亲分别在他裤子两侧口袋里塞了200块钱，告诉他适当的时候拿出来打点，包里又塞进两条红旗渠香烟。他就上了火车。父亲劝少年伤心的奶奶说，这是好事，总算把他送出黄土了。

    年轻人一看书就脑瓜疼的说法，在贵州、吉林、广西、江西的乡村我都是亲耳听到的。

    等一个农民的孩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已经很难再回到学校了。在贵州织金，我见过一个在东莞打工几年，又回到初中读书的年轻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比他的同学高一截。

    在广东的紫金，在河北河南两省交界的乡村里，我都见到没有读完初中的孩子，他们都是看守家庭养鸡场。露天里依着树干搭建一个简单席棚，架上蚊帐，薄木板铺张榻，油黑的枕头边有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南方，在北方，居然连很多细节都完全相似。紫金的男孩子榻上有一本无头无尾的《故事会》，北方的孩子板铺上反扣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都显得古僻寡言和局促，没有和陌生人说点什么的愿望。

    过去，我不知道山西有个叫解州的地方，当地人夸耀他们的关公庙在“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保存最好的。我看了那庙，确实古，雕梁画栋的。我刚到解州，就听人说，日本鬼子打到了解州，都没敢动这座关公庙，好像它对于入侵者有超常的震慑力。

    在庙门外吃拉面，到处是污水的肮脏马路边，一个少年弯腰在一只汽车轮胎似的橡胶大盆里洗脸，那张脸像一只不大的黑土豆，他扑着水大声唱歌，黑盆里的液体被这个唱歌者溅起来很高，亮晶晶的。不远处，是一张临街的面案，一个妇人正用力揉一块巨大的面团，我误以为他们是母子。

    妇人歪歪脸说：我雇的，刷碗的小工。

众多乡村懒散娃，

不去上学赖在家，

或者出去当童工，

如此现象太可怕。

　　去年，我们中央党校的同班同学聚会。一位已在联合国教育基金驻京办工作的同学气愤地说，教育部总是向外公布我国贫困失学率下降到百分之几，给联合国教育基金组织留下中国不需要救济的印象，其实中国需要救济的贫困学生的绝对数，比许多得到救济的国家多得多。本该争取的国际援助却得不到，教育部真是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