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以喝汾酒为荣。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祝寿庆功、赠送亲友都用汾酒。山西杏花村汾酒，一年造酒三万三千多吨，其中两万多吨被山西人喝了，全省人均一斤三两。儿童不喝酒，女人喝不多，按全省八百万成年男子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喝汾酒六斤多。笔者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遇到一位“酒仙”，嗜汾酒如命，一天不喝就难受。十年中，他喝掉一吨多汾酒。像这样的“酒仙”、“酒徒”，在三晋大地有不少，据说，有的老人就是抱着汾酒瓶而终的。

　　山西人为什么对汾酒这么钟爱?其原因是汾酒酒色纯净，绵柔清香，回甜爽口，饮后余香，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自从一九一五年汾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大奖后，至今共得了八十多次大奖。

　　除此而外，汾酒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国酿酒史上最悠久的酒。从杏花村遗址出土的青铜酒具看，这里从商周时期就开始酿酒。唐代与清代是杏花村酿酒历史上两个鼎盛时期。杜牧《清明》诗写的就是这里：“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镇上作坊达到七十多家。到清代，增加了二百多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汾酒一度成为中国第一大名白酒。在山西，喝汾酒成为许多人家的传统，家境再穷，也要汾酒招待客人。

　　到了现代，汾酒往往与革命者相伴。一九0五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相聚，喝的就是汾酒。几天后，孙中山、黄兴等在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期间孙中山以汾酒举杯明志，誓死推翻帝制，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而奋斗。抗战时期，在汾阳一带，八路军借汾酒神威伏击鬼子，大获全胜。

　　汾酒能够走向千家万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价格低。一瓶只有十多元人民币。因而，山西人又把汾酒称为“老百姓的名酒”。 [中新社]

   杏花村，以汾酒闻名天下。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这里的杏花村都以酿酒、酒文化闻名。盛唐时，这里以“杏花村里酒如泉”、“处处街头揭翠帘”成为酒文化的古都。历史上，中国著名文人、学者李白、杜甫、杜牧、宋延清、顾炎武、傅山、巴金、郭沫若等都赋诗赞誉。李自成进北京路经杏花村，停留三日，留下“尽善尽美”的题匾，杏花村曾一度更名为“尽善村”。

江地先生在《汾酒历史初探》一文中指出，竹叶青酒在唐代已有，唐末宋初发展为羊羔酒。北宋张能臣《酒名记》则记载为汾州杏仁露。

宋代《北山酒经》记载竹叶青和羊羔酒的配方，并多次提到杏仁在酿酒中的作用，“杏仁曲，每面一百斤使杏仁十二两，去皮尖，汤浸于砂盆内，研烂如乳酷相似。用冷熟水二斗四升浸杏仁为汁，分作五处拌面”。说明唐代酿酒很重视杏仁，书中特别提到南方用瓷盆，北方用砂盆，那么杏仁曲主要指北方了。在明代高廉的酿酒著作中就进一步明确：汾州羊羔酒的配方，“曲十四两，杏仁一斤”。这就意味着唐末宋初，汾州生产的几种著名药酒汾清酒、羊羔酒和杏仁露，离不开杏仁。酒坊附近自然会广载杏树，所以人们将酒坊村，渐渐呼为杏花村。杏花村一词在唐末宋初成为酒村的代名词可能就源于此。笔者认为北齐时汾州生产名酒汾清可能也是一种保健酒，所以“帝日饮二杯”，这种保健酒在唐末宋初演变为羊羔酒，杏仁露，所以中国最早的杏花村在汾州是有道理的。唐并汾故道汾州郭栅镇北三里外就是汾州杏花坞酒坊，由于杏花村酒坊地势较高，过往客商一眼尽望杏林匝匝，自然要一饮为快。唐末诗人中有四位诗人用到了杏花村一词，这几位诗人都与山西有关，有两位就是地地道道汾阳人，即薛能和温庭均（其祖父封为汾州西河郡公），虽然，有学者提出杏花村在唐末宋初逐渐演变为一种诗酒意向，但是， “杏花村”一词的酒文化意向当源于此。从诗歌的年代来看，唐诗《清明》“杏花村”则是这种意向的滥觞。

到了元代，政府便将羊羔酒以中国特产出口英、法等国，并在出口洒瓶上贴上杏花村商标，商标上尚有一副题联：“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是中国洒第一次贴标出口。也印证了元代杏花村名的存在。

山西很美咱们都在那插过队

人说山西好地方，地肥水美五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