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华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革"漫长的寒冬已过去，思想桎梏的坚冰被打破，人们从厌烦的、无休止的政治争斗的社会氛围走向轻松的、欢快的正常生活，连歌曲的曲调也变得活泼、明快、动听。"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是那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一九八四年底彻底否定"文革"开始，"左"的东西已不得人心，人们的言论更加开放，显示出社会的进步。
　　就是在这时，在中国的中部，位于古老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发生了不大也不小，但又值得记载的事情......

                         一、一个蹊跷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五个年头，在完成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一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思想教育在全国兴起。"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灾难，它使中国发展滞后了几十年，波及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无数个家庭、数千万人惨遭迫害，强行剥夺了一代人学习的权利，形成了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断层，国民经济几乎走向崩溃。正是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彻底否定"文革"，也就是把"文革"出现的各种所谓新生事物全部否定，抛弃一切"左"的思潮，让人们获得思想解放，跟上时代的步伐，融入世界的发展潮流，给中国带来勃勃生机。随着否定"文革"极左东西，各项政策得到落实：受打击的老干部们得到平反，扬眉吐气了；右派问题纠正了，老右们如释重负；地富分子摘帽了，恢复了做人的权利；五七干校撤消了，下放人员归故里......，一切的一切，颠倒的历史又再颠倒了过来，人们的心情开始轻松了。可是，"文革"中实行强迫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问题，却没人想起否定，也没人敢触动它，好像成了禁区。
　　它真被遗忘了吗？不可能，"文革"十年中，全国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涉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迁徙，规模空前、声势浩大，这个历史的重大事件早已扎根于人们心中。
　　"文革"中强行剥夺青少年的学习权利，把他们赶到穷乡僻壤去接受所谓的思想再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到底对不对，该不该彻底否定，一个蹊跷的问题产生了。
　　山西原平县，这个位于晋省中北部的小城，在茫茫起伏、亘古沧桑的黄土高原上不是那么显眼，贫瘠的土地、较差的气候使它没有突出的特长。"文革"时期，七百多北京知青被"再教育"的号召驱迁至此。在山乡、在原野，他们努力与当地人民改变着原平的面貌，在学大寨、赶昔阳，亩产粮食要超纲的口号中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但多少年过去了，原平山河依旧，贫穷照样凶狂，原平的北京知青逐渐丧失了当初的热情。随着岁月的流失，除了把美好的青春白白给予了这片贫穷的土地外，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只得想方设法，各奔东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剩下的二百来人，被安置在县城的各个行业，为了生存奋斗着。他们不想回北京吗？当然不是。北京，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亲人仍在那里。北京的文化、物质生活，不能与原平同日而语，孩子在北京能长见识，受到更全面的教育，上大学要比全国其他地方优惠的多。北京的繁华、北京供应、北京的一切都被全国人民羡慕。回北京，享受大城市的文明，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梦想。但是，当时想调回北京简直像如今乘宇宙飞船到太空旅游，国家严格控制北京的正式户口增长，原则是出一个进一个。知青要想回去，只能搞对调。有些两地分居的在京工作的外地人，家属进不了京，只好回外地，知青就与他们对调。但对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主要是金钱交易。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每月只五、六十元，而对调户口，调出方就索要三、四千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为对调回京，就要倾家荡产。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知道北京户口的价值，是不还价的，就是这样的对调对象也极其难觅。在这种情况下，知青们能轻易调京吗？所以笔者就把山西知青奋斗回京的经历继续叫梦的诉说。上个梦想是由农村户口变城镇户口，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是由小城镇户口变北京户口，这是在外地的北京知青梦寐以求的事。这个梦想真能成为现实吗？可以说在当时叫人不可思议。
    回京如此的艰难，原平的知青中几个政治敏感者在看到《人民日报》的《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社论后，立即认识到这正是争取北京知青回京的极好机会。彻底否定文革，就应该否定文革中的"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否定“文革”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定了“文革”的“上山下乡”，现还在外地的北京知青就有回京的希望。逻辑推理的结果令他们异常兴奋，一位名叫甄里的知青一次与几个平时关系较好的知青聊起了否定文革的事，发表了一番议论：既然文革中的一切都必须否定，那文革中提出的"再教育"，并中断中学生学业，强迫上山下乡的做法，肯定在否定之列，我们要利用这个机遇，解决回京问题，否则谁也不会想到我们。"对，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有背景的知青早回去了，我们的年龄不小了，孩子快大了，再不奋斗，不会有出路了，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只有自己救自己。" 另一知青表示了见解。"当前只有把我们的观点变为知青们的共识，向北京市反映大家的愿望，让政府理解同情才有成功的希望。不过这是很艰难的事情，北京是首都，又是大城市，人口不能增长太快，而且还要考虑全国的连锁反应。"一个叫求实的知青分析道。"但我们是‘文革’中被迫中断学业下来的，是‘文革’的受害者，不管有多难，也要奋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要有理、有利、有节。俗话说法不责众，要联系全省北京的、天津的知青共同奋斗，团结就是力量。"甄里说。于是大家决定再召开知青讨论会，进行动员发动。
    一个休息日，在静静的原平县城，一些知青聚集在一所中学开了第一次讨论会。回京的愿望很快使知青们统一了思想，提出"否定文革、否定再教育，坚决要求返回北京"的行动口号，决定了两件重要事情：一、起草一封致北京市及各级领导的公开信，表明愿望，提出要求。二、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上访经费由知青们自愿集资。当时知青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两项决定，拉开了山西乃至全国知青否定再教育、要求返乡的序幕，为知青活动的历史添了新的一页。
    很快，致北京市委及各级领导的第一封信起草出来，这封两千五百多字的信指出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极左产物，回顾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原因，道出了当时知青们糟糕的境遇，提出了解决回京的要求。信中明确指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文革’的产物，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要想全面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则，对‘文革’的否定，就只能是部分的、不彻底的。”信中还说：“北京人口太多是拒绝我们进京的理由，但‘文革’以来北京人口增加了几百万，账算不到我们头上。数以万计的铁道兵转业人员能在北京上户，难道北京就再容不下我们区区故乡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出的牺牲，他们坎坷的经历、不平的待遇、历尽艰辛的磨难与错划右派、文革老干部的遭遇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信中又说：“小平同志一贯提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五七干校问题、遣返人员问题、右派摘帽问题、兵团人员返城问题、六二压问题、四类分子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不都顺利解决了吗？我们认为该是为我们彻底落实政策的时候了。”二百五十一名原平北京知青郑重地在信上签上了名字，打印了二百多份，发往北京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各新闻媒体和一些知名人士，这是在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事。十二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了信的部分内容，还有人把信的内容张贴在北京东单的报栏橱窗上，引来了众多人的围观。
    原平知青的愿望与公开信随着微寒的秋风迅速传到了山西各地北京知青那里，离原平最近的忻州知青与原平知青一起组成了上访代表团赴京，走访了北京市、国务院、国家劳动部信访部门。北京市信访处的人员表示：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否定“再教育”问题，也是一个蹊跷的问题，要尽快反映。其他部门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叫人始料不及，很蹊跷，很为难。它的提出既有道理，但牵扯面太广，一时不好解决。
    山西临汾市，位于晋省南部，又称尧都，相传华夏创始人之一的尧曾在此建都。这里聚集着大批北京知青，是全省北京知青人数最多的地区，返京的目标化作他们统一的行动。在临钢的灯光球场，五百多知青在初冬的寒风中举行集会，宣读了给北京市的公开信，选出了赴京上访代表，提出坚决返京的口号。他们的代表到京走访了北京市、国务院有关部门，得到答复是：你们现在已不是知青了，但对“再教育”如何否定问题都躲闪，不肯作答，这真是棘手的问题。北京市信访办一个年轻接待员竟出言不逊说：这是胡闹，文革遗风！知青代表非常气愤道：你知道什么，知青们遭受的苦难你理解么？人民的正当要求就是人民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职责！紧接着，原平、忻州、代县、繁峙、定襄等地知青代表第二次进京上访，临汾地区知青向北京发出第二封公开信，几个知青还拜访知名作家梁晓声。梁原也是北京到陕西插队的知青，他说：他收到知青给他寄的材料后写过五千余字的材料给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胡办秘书答复说：总书记意见暂不发表。临汾、运城等晋南地区知青又再次进京上访，同时还发动每个知青都给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几天内近千封信发往北京。但各地代表再次上访、写信依然没有结果。此期间，《山西日报》发表了评论，严厉斥责忻州、原平地区知青作法是采用“文革”串联形式，搞上访，是文革遗风等等。一些知青的代表人物情绪开始激动，酝酿大规模的行动了。这时候，在晋中介休县铁路工作的一位北京知青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通报情况。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特刊第七期刊登了他的这篇来稿，题目为《山西的北京知青正集资拟进京上访》。这篇内参被送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了重要信息。文章说：当年在山西插队的北京老知青正在组织起来，准备派代表到北京上访。这个活动先由忻州地区知青开始，他们每人捐款一元，作为派出代表去北京上访的工资、路费等开支。临汾、侯马、闻喜、运城等地知青也纷纷集资，有出三元的、有出五元的，也准备要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这代人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赶上了，“文革”他们赶上了，“上山下乡”他们赶上了，如今他们没学历、工资低、父母在千里之外不能经常照顾。他们都已结婚有了孩子，子女教育问题也不好解决。为此，他们在山西工作不安心，一心想回京。现在对调一个北京户口，对方要价四千元，这对于一个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人来说，就实在难办了。他们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一、凡是从北京出来的"文革"时期知青户口应允许转回北京。二、工作问题，本着专业、工种对口由政府妥善安排，不一定非在市区，可在郊区或郊区卫星城里安排。三、如工作暂不好安排，可允许先将户口转回北京。由于篇幅关系，只是摘要了内参的部分内容，但从这些内容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大胆的提法，要不此篇内参怎么能注有“机密”字样呢。
    从一九八四年秋天到一九八五年春天，时间过去了半年，山西北京知青在坚决返京的旗帜下，结成了一个特殊的整体，太行山麓、汾河两岸，凡有北京知青的地方，都有了联络网络，产生了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也称为头面人物，基本都是业余时间进行工作，冒着被单位乃至有关部门监视、斥责甚至处分开除的危险，为了知青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使人感到：如果有了共同的理想目标，人们就会爆发出巨大的热情。
　  知青们上访结果一次次令人失望，问题解决无限期拖延，急躁情绪逐渐增长，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于是，一个更大的过激行动在孕育之中了，终于在一九八五年春天发生了影响中外的北京市委门前静坐事件。
　
　　　　　　            二、市委门前发生的事情
    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思想解放的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的变化叫人唾弃极左思想的禁锢，思维方式走向了文明开放。北京的春天是美丽的，鲜花似锦、绿柳依依，以政治敏感、对各种形势善于分析而著称的京城人，也改变了许多，他们逐渐忘记“文革”时那种急风暴雨反复无常的生活状态，在为自己更好的生活目标努力奋斗着。
    但是，一个震动京城的事情又使人想起了从前，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大楼门前发生了数百人静坐事件，时间延续了一周多。美联社、共同社、法新社、读卖新闻、泰晤士报、香港电台等世界二十多家新闻机构报道了这次事件，最后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山西日报等发布消息而告结束。
    这次事件如何形成，怎样结果，历史有了以下记载。
　　一九八五年四月，山西的北京知青以过去分地区上访形式开始转变为全省联合上访，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四月十五日，来自忻州、原平、临汾等地的二百来名知青集合到北京市信访处，继续询问他们以前多次上访提出的返京问题解决结果。信访办主任分两批接见二十余名知青代表，对知青返京问题进行对话。在激烈的谈话中，忻州地区一名叫李立的代表发挥了他能言善辩的特长，把"再教育"与“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进行批驳：再教育否认我们文革前得到的良好思想文化教育，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黑苗子，强行驱赶尚未完成学业的、不到就业年龄的中学生去从事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残人才，践踏人权，不否定就不得人心。插队知青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要求返京是正当权利，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大规模的、不分情况的“上山下乡”，我们中学生也不至于绝大部分被中断学业驱出北京。反右时期，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迫到外地改造，现在不是都落实政策回京了？难道我们被迫接受“再教育”就不应该落实政策吗？信访办主任对此无法回答，只能说明目前北京没有什么知青回京新政策，你们的问题无法解决。知青见此次谈话没有结果，就集合起队伍从信访办门口到市政府西门请愿，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接见，但当天没有得到答复。
　　四月十六日清晨，知青们又来到市府西门外，他们铁了心，不见到市领导不罢休，有些人还到市府东门静坐。下午两点，迫于压力，一名副市长终于同意接见知青代表。很快，忻州、原平、临汾、定襄等地知青选出的代表进入了市府。参加接见的除一名副市长外，市劳动局长、信访办人员都在座，这是自知青多次上访以来，接见规格最高的一次。知青代表又一次申述观点：否定“文革”，必须否定“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给知青落实政策，这是大前提。副市长强调知青全部返京有困难。代表们提出：“文革”中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十万八千人，如今只剩一万五千人，大部分已回京。如政府有困难，可分几步解决，一是先解决户口进京；二是解决不了户口能否先让知青在京长住或先解决知青子女户口；三是动员复员在京而家在外地的原工程兵与知青对调；四是将知青家长户口与知青对调。这四条今天看来有的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却是难以答复的事。副市长答复说：否定“文革”中“上山下乡”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目前可办理三种情况的北京知青回京：一、两地分居，一方在京的；二、大龄未婚的；三、双方均是北京知青的丧偶者（被称“三种人”），并表示北京将组成调查团到山西调查。
    副市长的答复使人看到希望，但又不令人满意。毕竟开始解决“三种人”的问题了，就这在过去也是非常困难的，但“三种人”毕竟占知青中极少部分，满足不了大多数知青的要求。下步如何办？知青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回去等待调查团，有人提出继续留京上访，理由是：调查团不知何时去，也许是政府的缓兵之计，现在群众发动起来，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执意发动一次市委门前的大规模静坐。这种意见符合了当时大部分头脑发热知青们的想法，一场静坐的准备开始了。
　　从十六日到二十一日的五天里，电话、电报从北京打回山西，有人由京返晋发动组织，准备参加静坐的知青们纷纷到京，他们群情激昂，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进行了近半年的知青返京活动只换来个“三种人”返京，对一代人前途命运的冷漠态度，对历史的回避推脱，加剧了知青们的逆反心理。
　　四月二十一日，北京中山公园内，知青头面人物在此碰头，部署了次日的静坐方案，大家认为：我们的行动就是为表达回京的迫切心情，达到回京的目标，不掺杂政治目的，所以静坐时要有秩序，避免坏人介入；出现情况不要乱，有专人解决；不许与外国记者交谈；一切行动由各地区负责人安排；就餐、饮水统一从集资款中解决。这些规定很快传达到准备参加静坐的知青中，一场发生在市委、市府前的风波即将来临了。
　　四月二十二日，季春时节的北京，春风中开始夹杂着热气，心情激动的知青们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市信访办门前，他们分别是在近几天里自山西的原平、忻州、定襄、太原、长治、吕梁、介休、榆次、临汾、侯马、运城等地，约有五百来人。上午九点，知青的头面人物将静坐人员组织好四人一排，列队来到市委正门，在楼前台阶依次坐定，要求市领导接见。
　　市委的工作人员开始感到震惊，虽然前几天也有知青闹事，但规模没有这样大，组织也没这样好，看来这次有来头。市委派工作人员抬来饮水桶，为知青供应开水。静坐开始后，不断有陕西、内蒙、东北的北京知青加入，静坐队伍不断扩大。过往的行人、市民和中外记者迅速将此事传遍了四面八方。
　　将近中午十二点，信访处传达市委指示：选出几名代表，市长准备接见。很快，代表晋北、晋中、晋南知青的九名代表产生了，其中包括那名能言善辩的李立。信访办主任带着九名代表要从市委左侧门进去，代表们不愿意，他们表示：我们是正当的要求，要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决不走偏门。信访办主任只好请示市委领导，得到准许。看来中国人的门第观念真是无所不在啊。

这些史料应该保存，应该有人研究，它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真实——那些要求回城的知青，那些假装不想回城的知青，那些领导干部，那些下属们......

      原来我们回北京这么不容易啊，是经过那么多的英雄，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的，希望还有更多的、对我们更公平的待遇出现。

      如果在不出现，会有很多吃过那么多苦的人，恐怕就等不到了。

      反过来说，也有很多同学，因为很多的某种原因，而回不来的呢，这在他们心中恐怕还是个结啊。

      造化弄人、命运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