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年那月 ：一【我为什么到了兵团】

      我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小学时学习还可以，一直担任班干部，也就是戴两道杠的中队委，可以说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能歌善舞，是学校舞蹈队和技巧队（技巧是一种界于体操和杂技之间的一种体育项目）的队员，曾代表学校参加天津市的表演和比赛，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盼。
    一九六六年，就在我们即将要参加毕业考试，已经和同学们开始酝酿着报考哪一所重点中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运动彻底地粉碎了我的梦想，也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真是世事难料，变化无常啊！
    当时，一切都乱了套，中学不要我们，小学也不管我们，我们成了社会的弃婴。我由于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连红小兵都不能参加，只好整天闲赋在家。看着社会上的人们忙着斗来斗去，我真的是搞不懂了，好像一下子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坏人，人们的善良到哪去了呢？看着这个疯狂的社会，我产生了恐惧感，也让我开始了思考。“枪打出头鸟”是我当时面对社会上的极左现象所能悟出来的唯一看法，这个念头也影响着我以后的一切表现，乃至一生。我开始消极，对一切事漠不关心，就这样呆了近两年，也浪费了两年的大好光阴。但是更大的浪费还在后头。
    一九六八年我们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就全锅端升入了天津市五十一中，这所学校文革前是一所重点中学，师资非常好，有好多南方分配来的老师，讲课非常优秀。虽然我们当时还受运动的冲击，时常停课闹革命，但那有限的几次课，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到了中学我们是男女分班的，这种男女分班的最大弊病就是限制了男女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增添了男女之间的神秘感，也对今后的社会交往带来一定的影响。我有很长时间和男的说话就脸红，不敢说话，不能说不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南方籍的女老师，叫李文阙，戴个眼镜，留个短头发，人很好，说话很和蔼，我很喜欢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文弱的老师，在我们入学不久也没有逃脱文革的迫害，被打成右派分子，一次次的被班上的那些红卫兵揪到班里搞“坐飞机”式的批斗，好像老师和她有多大的深仇大恨，让人都不忍看，但又不敢吱声。这种场面真是摧残我们这些纯真无邪少年的心灵呀！我觉得文革这场运动不但剥夺我们正常的学习权利，而且最大的伤害就是扭曲、摧残了一代年轻人的心灵。李老师也因为难以忍受这种非人的迫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上吊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了很长时间，从此更消沉了。
    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应该毕业了，但由于生产力过剩，工厂难以接收这么多人就业，只能安排一少部分人进工厂工作。于是就有了选调这个名词，也就是那些出身好、对地、富、反、坏、右老师斗的极狠、表现出色的红卫兵才能有这个殊荣和机会。而我这个出身不太好，又不具备红卫兵小将的那种斗志和狠劲的学生，也只有看着的份了。两次选调后，班里只剩下不到四十个由于各种家庭背景原因没有选调上的学生。大家那时非常自卑，内心忐忑不安，不知自己今后的命运怎样。在那的特殊的年代，又有谁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未来呢？
    时间到了一九七零年，听说成立组建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性质是：部队管理，供给制，是不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亦工亦农。要在我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招收的条件：一是出身要好；二是表现要好。是呀，能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员是多么好的事呀，管它是不是戴什么领章、帽徽呢！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但也有一点担心，不知自己够不够条件。如果这次走不了，只有等下批到山西插队了。不管怎样大家都报了名，我们几个同学还亲自找了来接兵的柴协理员，向他打听一些情况。柴协理员人很好，他向我们介绍了兵团的情况，还挨个问了我们的名字。问到我的时候，他问了我的年龄，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十七周岁时，他说：看你也就有十五岁，到兵团能行吗？我大声告诉他：一定能行时，大家都笑了。回来以后大家稍微放点心，都挺兴奋的，好像已经成为解放军战士了。
    让人没想到是，事情出人意料的顺利，很快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同学批了下来，也包括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但是，那些没被选上的同学很伤心，她们今后的路会更加难走了。接着大家忙着办理一切手续，办理户口那天是我自己去的，一想到从今以后再也不是天津市人口了，心里还是很难受。听天由命吧！
    我们学校到兵团从天津出发是分两批走的，我是随第一批走的，是五月十六号离开天津的。走之前，市里为我们举行了盛大欢送游行仪式，所有的兵团战士无一例外地披红挂彩走在马路上，路边站满了欢送的市民，敲锣打鼓，口号震天：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什么“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当时的场面，就像电影里演的老百姓欢送八路军的镜头，让我们很激动也很自豪，觉得非常光彩。看来人都不能脱俗，何况是我们呢！
    五月十六号那一天我们登上了北上的专列，送站的亲属人山人海，大家忙着告别，顾不上其他。忽然，火车慢慢的启动了，这时，不知是谁先放声大哭起来，撕心裂肺的嚎哭，感染了整个车厢，于是车厢里哭声一片。车下的亲属更是痛哭流涕，真是泪水成河啊！我当时不知是什么心情，没有哭，只有一点酸酸的，面对大家的悲哭，倒显得有点漠然。不知前面的路怎么样？是否好走?我已变得多愁善感了。但是我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兵团干出个样子来。
    火车开出了天津，大家收住了哭声，原先哭的最厉害的同学开始大吃起来，车厢里也显得有点活跃了，大家在一起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天津，奔上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开始了我们的兵团战士生涯。

回忆那年那月：二 【北上草原路】

    火车经过一天的行进，大约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到了此次北行中的第一站：内蒙古昭乌达盟所在地 ——赤峰。这是我们北去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必经之路，在这里我们要中转等待，换乘汽车再继续北行。

    大家都拿着自己的东西下了车，来接我们的现役军人早已等候在车站。对于我们这些基本上就没离开过天津的学生来说，第一次离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大家都很好奇。当时天已经很黑了，也看不到什么。就在大家东张西望时，开始点名了，点到名字的人站在一起。

    一个叫邱河山的指导员，点到我和我们班的十了个女生。后来，我们才知道，邱指导员是团部工副连的指导员，我们学校来的几百人，只有我们班的这十了个女生和另外十了个男生被分到了工副连，其他的同学都被分到下面连队了。看来我们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点名后，大家拿着自己的提包站好了队，开始步行往旅馆走。那时的赤峰也就相当于一个小县城，四周黑乎乎的，路上也没什么行人，大家低着头跟着队伍走，也不知旅馆有多远。我因为在天津打包装行李时，忘了把枕头放里面，只好放在提包随身带着，再加上有点其它杂物，显得很重。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但是远路无轻载，走着走着，只觉得手里的提包越来越重，只感到去旅馆的路好远好远，怎么还走不到呀，又不能掉队，累得我真想把提包扔了。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旅馆到了，真是谢天谢地啊！

    旅馆在一条马路的胡同里，叫文革旅社，条件就不用说了，就跟个大车店一样，非常简陋。进屋就一个大土炕，五个人住一间屋。放下东西后，安排我们去吃饭，旅社没有就餐的条件，我们集体排队到饭店去吃饭。饭店叫红旗饭店，不远，就在马路的对面，到了饭店，饭早已经准备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豆干饭，大米里掺上红芸豆一起焖成米饭，据说是当地的特色饭，但我们还是吃不习惯。大家因为旅途的劳累，很快就吃完了。然后还是站好队整队回旅社。这时，我有点感觉到了什么叫部队管理，什么叫不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就是什么都要统一行动，一切命令听指挥！各行其是是不行的。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到赤峰的第二天，天气阴沉沉的，我们照例整队去饭店吃饭。回来时，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塞外的五月天，雨点打在脸上凉飕飕的，着实不好受，本来排的好好的队伍，一下子乱了套，大家全然不顾，一窝蜂地、急急地跑回了旅店，但终归还都没跑回屋，都站在了屋檐下，等着我们的指导员。

    邱指导员是个河北籍的现役军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唐山口音，年纪有三十大几，说话时眯着一双笑眼，像个慈祥的父辈。这时，邱指导员也已走回来，但他仍然站在细雨中，雨珠顺着它的脸颊流进他的脖颈中，雨水淋湿了他的军装，变得更加暗绿了，只有那鲜红的领章和帽徽在雨湿后愈发的透红。他黝黑的脸上已失去往日慈善的笑容，神态庄严。看到这些，我们都很羞愧，在雨中重新站好了队。邱指导员教育我们说：你们已经是军人了，是不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军人就要有铁的纪律，那就是：“一切命令听指挥”，一盘散沙不行，没有命令就是下刀子你也不能动。这就是我们到兵团后上的第一课，我认识到，我们从此再也不是学生了，我们是军人，是不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

    由于来接我们的汽车没有到，我们只好在赤峰等待，这一等就是三天。大家正好利用这段时间逛逛赤峰这个小城。

    赤峰这个小城，对于我们这些初次离家的天津知青们是非常陌生的，但以它命名的街道——赤峰道，在天津却非常有名。但眼前的赤峰却让人非常的失望，那时的赤峰，城市建设规模也就相当于一个小县城，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是这样形容赤峰的：“一条马路走到头，一个岗楼望两头，一个公园三个猴”。也不知是谁编的，倒挺顺口。

    在街上，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街上的女人头上都戴个白帽子，就像医院护士戴的白帽子。我们看了觉得非常奇怪，又不是在医院干嘛要戴个白帽子呢？后来，才知道那时的赤峰风沙就特别大，为了挡风，也是为了干净，否则，上一趟街头发里都是沙子。可见，在那时，赤峰就是一个大风口。

    街上随时可见马车、毛驴车在街上跑，看不到多少汽车。受当时计划经济的影响，很多物品在边远地区看不到，也买不到。以至于，我们后来每一次的回家探亲，都要给大家大包、小包的往回捎东西。所以，当时的赤峰，人们的穿戴也和大城市相差甚远，和我们这些天津来的学生反差挺大的。我们走在街上当地人一眼就能知道我们是天津知青。

    正当大家等的无所事事的时候，无事就要生非了。听说我们学校的男生和当地的青年打了起来。起因很简单，就是逛街的时候，双方不知谁多看了谁两眼，于是就起了冲突，最后，双方就动起了手。青春期的躁动加之受文化大革命不良行为的影响，使得我们一些青年学生既无知又无畏。最后，打架的男生受到了批评。

    三天后，接我们的汽车来了，是军用大卡车。这就是我们要乘坐的交通工具，我们就要坐在这种没有任何遮挡的敞蓬车厢里去草原。五月的草原气候还是非常冷的，为了防寒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听说要走两天的路程才能到，这两天里我们都要挤坐在车上，就像拉一堆货物。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们受过来了。这就是我们兵团人的兵团精神。但遭的那个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走的那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大家挨个爬上车厢，一个挨一个的挤坐在一起，我记得车上什么都没有，大家只好用大衣裹住自己，连头都蒙上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真像拉的是一批犯人，发配到边疆去接受改造。

    我从小就晕车，上了车后，靠了个车厢边坐下，用大衣裹住自己，蜷缩着身子，既不敢睁眼又不敢动，一路上都是迷迷糊糊的，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只感到车在颠簸的路上一直行进着、行进着。偶尔露出眼来从衣缝处往外张望，只看到：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峦一眼望不到头。五月的草原还很冷，万物还没有复苏，山都是光秃秃的，山阴处的积雪还没有融化，露出一片片的银白；近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满目枯黄，更显得格外荒凉。车队行进在丘陵起伏的草地上，汽车开过，车后扬起一片黄沙，只觉得冷风嗖嗖的，我们更不敢露出脑袋，蜷缩着默默地忍耐着，听凭车任意拉着我们前行。只感到越走人烟越稀少，方圆百里没有人烟。

    依稀记得途中经过了西乌旗，西乌旗是五师师部的所在地。就像荒漠中的一块绿洲，显得有了点生机。刚开始，车在西乌旗停了一会儿，我们还以为到了目的地，没想到车一会儿又往北行进了。天啊！难道我们要走到天的尽头去吗？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时，我们终于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五师四十三团的团部所在地：白音华公社。

    当时的白音华公社，就有那么几栋房子，显得非常荒凉，我们四十三团的团部就设在这里。团部设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是我们没想到的，我们这些人住哪呢？不会连房子都得我们自己盖吧！

    是的，当年十几万知青被火速调集到内蒙古边境线上，“屯垦戌边，亦工亦农”，就是要白手起家、自给自足！房子要我们自己盖，粮食要我们自己种，一切要我们自己生产。我们就是要在辽阔的内蒙古边防线上，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当我们土眉土眼地从车上爬下来的时候，两腿都有点不会走路了。这时有人把我们的行李卸下来，我们都坐在行李上等着安排。大家刚开始以为都到了目的地，没想到，其它连队的行李卸下来后，又被各个连队派来的马车拉走了，看来他们还要坐着马车往下面走。团部就已经够荒凉的了，那下面连队就更可想而知了。一看还要往下面走，有的女同学又哭了起来，说什么也不想走了。

    我们班的另外十几个女同学是第二批，五月二十号从天津出发的，她们到了团部以后被分到了三连，其中也有和我要好的同学，当初，大家一起来到兵团，就想互相有个关照和依靠，现在被分开了，都非常难受。她们到的那天，我们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来接她们的车拉走了，我目送着她们坐上马车远去，直至完全消失在草原的天际，内心更感到无名的孤独和凄凉……。

    遥望草原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一路走好，我昔日的同学们！

    条件这么艰苦，草原如此荒凉，是大家做梦也没想到的。但是更大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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