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5月15日下乡。这在我原来发过的帖子里已经有过介绍。

下乡后，既然要做“革命青年”，在回家问题上自是要表现得“英雄”一点。于是有了“最少也得呆够一年再回吧”的“豪言壮语”。

然而，到了1968年的冬天，大概是由于我的生活能力过于差劲，再加上生活环境与条件变化太大，又有了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外因”作用，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坐在蒙古包里要想站起来，必须用双手上伸吊住蒙古包的“陶那杆”(一种从蒙古包顶部中央向四周分别延伸、最后搭到四周蒙古包的“哈那墙”架子上，用以支撑蒙古包沉重木顶子的木杆)，像吊单双杠那样把自己身体吊起来，待整个身体基本成为站立姿势后，先试着把身体的重量转移到两条腿上，感觉站稳后才能放开紧吊着的双臂。后来医生检查后才知道：那是我的胸椎结核发作，导致了对中枢神经的压迫而形成的下肢截瘫。

当时我是住在一位牧民家里。不是我原来帖子上写到的刚下乡的那一家，而是我的另一位牧民哥哥，名字叫“确德尔”。

这家人看到我的样子，有点害怕(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生怕我会突然有一天死在他的蒙古包里，那罪名恐怕就大了!(嘿嘿)于是在一天里，突然不由分说地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塞进了一个骆驼拉的爬犁里，奔波了四五十里地，把我送到了公社。

公社有一帮知识青年住在招待所里，反正那时候春节刚过不久，加上文革是我有的混乱，公社也没什么会议。知青们到了公社也不见外，住进招待所就像回家那么自然。招待所的居住条件比生产队还好呢，知青们在这里还真有几个住得乐不思蜀了。

知青们也没想到我会病到那样一种吓人的程度。一致决定得送我回去治疗。呆了不到三天，正好有两个女生要回家，于是大家就委托她们二位把我“捎上回去”。

记得回去路上先是坐的大卡车，两个女生让我坐到了车楼里，她们自己却爬到了车厢上，冻了大约七八个小时才到了盟里。第二天换乘了长途班车，一路颠簸地到达了赛汉塔拉，这才坐上了火车，又在集宁倒了一次车，终于于第四天的清晨到达了呼和浩特市区。

一路上，两名女生为了搀扶我，累得够呛。现在已经到了地头了，我自然要让她们二人赶紧各自先回家。我的家并不在城里，还在离城向东12公里的飞机场呢。开始她们不想走，说要陪我。我忽然想起当天是星期天，就告诉她们我家的人肯定会进城来的，至少也会有民航的车进城来。所以我让她们把我扶到民航进城车的停车地点----民族商场旁边的一条路北侧小巷子旁边，就让她们两个赶紧回去了。

我穿了一身羊羔皮袍子，扶着巷子旁边的一堵墙，看着城市里似曾相识的喧闹人流与车流，默默地计算着时间。看到小巷对面那家烧饼铺喷各的烧饼，本想挪过去买它一个，却又实在感觉站不稳当，只好放弃。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民航的班车过来了!我居然看到爸爸和小弟弟一同从车上下来。我扶着墙赶紧靠上前去。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爸爸带着小弟弟跑过来扶住了我。看到我这副德性，爸爸当机立断，放弃了当天的一切采购计划，直接把我送进了路对面的市立医院。一通莫名其妙的检查，加上连打了两针，就算是结束了当天的治疗。正好中午快到了，爸爸和小弟弟就扶了我上了民航的回程班车。再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踏进了自己的家门。

回家后的经历和大家就都差不多了。浑身的虱子，饿狼般的饭量，……一切都归入了事物的普遍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