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内蒙古呼和浩特迎来一个肃杀的春天。

一天深夜，刑场上押来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犯人。

战士们拖着这个犯人到了将要行刑的地点，然后猛踹他的膝盖，迫使他跪在地上。

一支步枪的刺刀尖顶在犯人的后脑勺上。

“犯人听好！”持枪人厉声喝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问你一声：你是不是‘内人党’头目？再不承认，立即就地正法！”

“是！”犯人答道。

“是谁发展你成为‘内人党’的？你又发展了谁？”持枪人紧紧逼问。

“我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是，我又发展了我自己！”

犯人身后一片死寂，他闭上了眼睛，平静地等着那颗子弹。

然而，枪声没有响。一帮人拥上来把把犯人暴打一顿后，又拖回到卡车上，驶回了来时的路上。

犯人躺在卡车车厢上的时候，才明白原来他们搞的是一个假枪毙的逼供信场面。

在意志的较量上，无畏战胜了疯狂，正义战胜了邪恶。

挖“内人党”的统一做法是：先用重刑逼你承认“是”，当你承认了“是”，接着再问你“还有谁是？”，说不出来，继续用重刑逼你咬出别人，然后再去抓新的“内人党分子”。如此循环扩大下去，内蒙挖出的所谓“内人党分子”有34万6000人（是内蒙古共产党员人数的5倍），被活活打死1万6千222人。

这个被假枪毙的犯人叫廷懋，是1955年第一批被授予共和国少将军衔的蒙古族将军。他是文革后，在内蒙古军区第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也是文革后在内蒙古主持拨乱反正工作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

他是被我父亲一生视为兄长和老师的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屈.jpg：

“我跟廷懋的工作关系有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注：以后凡是父亲的原话，我都加粗一些）。” 75岁的父亲说，“我俩的同志、战友、朋友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说，文革前跟他的关系就密切，感情就深厚。而且这种关系不是单向的，不是我有他没有，或者他有我没有。今天上午我俩还通了长途，一唠起来，就没个完。”

父亲一说起廷伯伯在文革中的遭遇就嘘吁不已：“廷政委从1966年6月到1972年，被囚禁了整整六年。被放回来又赋闲在家，不给分配工作，到1979年才恢复了领导职务，前后加起来，整整十三年时间没有工作。

“一个人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工作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整整十三年的时间被剥夺工作的权利，这对个人来讲，损失是巨大的。但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廷政委政治上遭受着诬陷。肉体上遭受着毒打，人格上遭受着侮辱，生活上遭受着虐待，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痛苦。我特别想对那些整人的人，和他们的后代讲一句话：这种痛苦，你们又能忍受多久呢？诚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连国家主席都被整死了，有着廷政委这样遭遇的老干部，也不是一个两个。痛定思痛，从国家来讲，要废除人治，健全法制。但从我们个人来讲，难道不应该健全些理智和最起码的人性吗？我们毕竟是人，不是兽。我希望这种悲剧，在我们中国，子子孙孙都不要再重演了。”

在那个草菅人命的非常时期，有人必欲置廷伯伯于死地。达到这个目的，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利用当时已形成气候的迫害狂热、利用基层下级人员急于在“挖肃运动”中立功往上爬的心理，放纵他们把打人动刑的行为不断升级，廷伯伯是很难活下来的。父亲左右牢房被关押的几个叔叔，就是被这样的人活活打死的。政治部被打死了九个半人，那半个，是指一位被打死的幼儿园蒙古族女保育员，妈妈被打死了，肚子里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这孩子，算半个人。

就在廷伯伯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军区领导接到了更上一级领导的一个很强硬的电话：“廷懋是个关键人物，不能让他死。他死了，你们交待不了！”就是这句话，廷伯伯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多少年后，廷伯伯恢复自由以后，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原来，这个电话是张南生将军打的。抗美援朝时，父亲在朝鲜志愿军20兵团司令部见过当时任兵团政委的张南生将军，两人聊天时说起廷伯伯，张将军说他和廷伯伯在太行山地区一起打过日本鬼子，还说：“廷懋有勇有谋，堪称儒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正是张将军，在15年后用有威胁语气的电话，救了自己的老战友一命。

“四人帮”粉碎后，中共中央对文革中在内蒙古发生的三大冤案，即“乌兰夫反党集团冤案”、“二月逆流冤案”和“挖内人党冤案”，逐一形成正式决议，彻底平反。廷伯伯被恢复了工作，担任起内蒙古军区政委和自治区第二书记的职务。13年，被打倒、挂起来、不使用的状态结束了，不过坏事变好事，13年只有挨整的份儿，没有整人的份儿，是他身上没有任何包袱，也成为内蒙古地区最有资格担起拨乱反正责任的高级领导干部。

1981年11月，中央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会议内容是讨论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省级干部的处理意见。会前，中央已要求各地区提前广泛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党委形成决议后，再来京开会讨论。

廷伯伯和其他内蒙古代表来到北京，他们肩负着内蒙古人民请托：自治区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要求内蒙古党委向中央反映，请求把那位在内蒙古直接制造“内人党”冤案的人带回内蒙，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审判。那个人制造了文革中在全国死人最多的集团冤案后，怎么能仅仅算是个“错误”？自古以来，杀人者偿命，杀无辜者更要偿命，必须要依法严惩！但是，此人不仅12年逍遥法外，当时居然还在另外一个大军区担任着要职。

中央召集的那次会议，把中央直属部门和全国到来的代表，分成八个大组，五个大组都主张对那个人进行法律审判。得知这个情况后，军委先下令撤消了那个人在大军区的职务，让他等待进一步的处理决定。

在北京，廷伯伯当面向他当年的老首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陈说利害关系，反映自治区人民、自治区党委的处理意见。黄克诚大将1959年就遭受迫害，也是党中央拨乱反正后才恢复工作的。他认为那个人的错误确实严重，“挖‘内人党’案”给内蒙民族兄弟招致了灾难，这个事实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尽管如此，他仍主张对那个人从宽发落。两人争论了三个多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黄克诚无奈，对廷伯伯说，你去找胡耀邦吧。并为胡、廷见面，亲自打了电话。于是，廷伯伯又去跟总书记胡耀邦去谈。

两人怎样谈的，说了些什么，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反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从此，中央对那个人做了“挂起来”的处理，再也没有被使用，甚至连党小组生活都不能参加。我见过此期间，此人写给某某某中央领导同志的检讨书，可谓痛心疾首、捶胸跺足。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廷伯伯回内蒙对党委作了汇报，对外保持缄默。对没有完成自治区父老乡亲请托的事他一定很难受，但是，他又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我理解他。

我个人认为，如果对那个人按照法律程序判刑是对的，是对无辜死去的1万6千222人生命权利的交代，是对34万6000人无辜被迫害这一事实的交代。此案是一大冤案的性质都定了，那么直接制造冤案的凶手怎么能让他逍遥法外呢？让这起冤案成为一笔冤无头、债无主的烂帐，历史早晚要拿这件事说事，对执政党带不来任何好处！

我见有人还写过吹捧此人如何如何有战功的传记，看来看去，也没见在他的领导下，杀过多少日本鬼子，杀过多少国民党军人，但我亲眼见过，在他的领导下，杀害过1万6千222个无辜的人！

此文发表，那本书的作者如果能看到，那我现在也好，当你的面也好，我要郑重地告诉你：吹捧那样一个对人民欠下血债的人，你就不怕此世、下世都受到冤魂、冤鬼，以及他们后代的无情诅咒吗？！你们一般会这样讲：看问题要全面嘛，此人有功有过。那我也要告诉你们，那不是过，是罪！

廷伯伯比父亲年长15岁，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9月，共和国马上就要成立的前夕。当时，廷伯伯是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35岁。父亲是骑兵一师保卫科副科长（上面没有科长），21岁。

当时，内蒙古军区归东北军区领导，东北军区要在沈阳开一个保卫工作大会，要求师级单位的保卫干部都要派一个人参加，到会后，介绍交流本师的保卫工作经验。

其时，内蒙古军区机关驻地在乌兰浩特。父亲从一师所在的天山驻地骑了一天马，赶到了乌兰浩特。他要向军区首长汇报本师的保卫工作情况，然后等六个师的保卫科长都到齐了，再集体去沈阳开会。

听取各师保卫干部汇报情况的军区首长就是廷伯伯。

（未完待续）

廷懋前辈是儒将，

遭受奇冤志坚强，

与父相识建国前，

同一系统交流忙。

1969年，内蒙古呼和浩特迎来一个肃杀的春天。

一天深夜，刑场上押来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犯人。

战士们拖着这个犯人到了将要行刑的地点，然后猛踹他的膝盖，迫使他跪在地上。

一支步枪的刺刀尖顶在犯人的后脑勺上。

“犯人听好！”持枪人厉声喝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问你一声：你是不是‘内人党’头目？再不承认，立即就地正法！”

“是！”犯人答道。

“是谁发展你成为‘内人党’的？你又发展了谁？”持枪人紧紧逼问。

看着历历在目的回忆，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浑身竟有些发抖。我们下乡曾亲身经历了“挖肃内人党”的运动，真的是惨不忍睹。不愿再想这些令人恐怖的事件了，极度受刺激。兔哥保重！

明光好，谢谢关注！

豆豆当时制止知青打人，内蒙的父老乡亲忘不了你！

罪恶滔天假枪毙，

誓死抵抗不顺意，

架空一十三年整，

壮年损失痛心极。

      九六年的挖肃斗争对蒙古族来说就是一场浩劫，多少人无辜蒙冤受尽屈辱含冤死去，对于造成这场冤假错案的人受不到法律的惩罚天理难容。

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40400

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