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军区大院坐落在呼和浩特市的北城区，大院南面是横贯东西的京包铁路。

这个大院占地面积很大，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在内蒙古驻军的兵营。我们小的时候，大院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日本人盖起来的，后来，才逐渐被新的建筑所取代。

军区大院的西院是家属院。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西院有长长一排砖木结构的平房，这排平房被编号为第六十六栋。

六十六栋住着几位年纪约在三十岁左右的师职蒙古族军官和他们的家属。

这几位蒙古族军官，分别是阿奇尔叔叔、阿民布和叔叔、格日勒朝克图叔叔、朝鲁叔叔和我的父亲。

相对来讲，这些叔叔和我父亲在当时就算文化程度很高的解放军军官了，他们都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并经历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军队干部。

几位叔叔的夫人和我的妈妈也全是蒙古族，她们和丈夫们一样，文化程度也都很高，双语熟练。他们互相聊天时，非常热闹，一会儿蒙语，一会儿汉语，怎么方便怎么来。

格日勒朝克图叔叔给毛主席当过蒙文翻译，朝鲁叔叔当时负责把军区所有的汉文文件、报纸翻译成蒙文，他负责的那个部门叫蒙文编译局。那时，内蒙军区是大军区，有自己的报纸，叫《红色战士报》，期期出蒙文和汉文两种版的报纸，朝鲁叔叔负责整体把关。

六十六栋这帮孩子都是在五十年代先后出生的，大人们给我们起的名字有蒙名也有汉名。阿奇尔叔叔的孩子，名字前都有个“阿”字，分别叫阿金、阿木、阿婴婴；阿民布和叔叔家的孩子名，听上去音乐感很强，分别叫莹莹、晶晶和丁丁；格日勒朝克图叔叔给两位千金起的是纯蒙古名字：满都娲和南丁高娃；朝鲁叔叔家是两个男孩，老大叫乌兰巴特，老二叫乌兰阿塔；我家是四个男孩，分别叫前进、敏锐、小宝、建民，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觉得我家孩子起的名字最无规律可循，毫无逻辑性。

那时，还不兴雇保姆，家家的孩子都上内蒙军区幼儿园，穿着一种样式的供给制衣服，儿歌唱的是“一棵树呀两朵花呀，蒙汉人民是一家呀......”

早上喝牛奶吃面包，中午和晚上顿顿有肉。幼儿园阿姨领着孩子们看火车，做游戏，学画画，做手工。除此之外，就是由老红军爷爷讲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八路军叔叔讲八年抗战和大青山打游击；解放军战斗英雄讲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志愿军英雄讲抗美援朝和上甘岭战役。

孩子们回到家里，都由奶奶、姥姥或妈妈们管着。阿奇尔叔叔和阿民布和叔叔家的孩子由奶奶管着，我家由姥姥管着，其他家的孩子都由自己的妈妈管着。

我姥姥和那两位奶奶汉话都说得不好，她们雷打不动的社交活动，是每到星期六晚上结伴去呼和浩特的新城蒙古说书厅，听老艺人海希老人边拉四胡边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故事内容有《说周》、《两汉演义》、《三国》、《水浒》、《西游》和《嘎达梅林》。姥姥带我去听了一次，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见观众席上的蒙古族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低吟随唱。长大了，我才理解了蒙古族靠说唱艺术传播文化的重要性，也明白了为什么蒙古族的语言那么好听，因为说话就像唱歌，唱歌也像说话。

爸爸从朝鲜战场回来时，我已经有了记忆。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幼儿园西墙外的小广场上，摆满了我军从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军武器，有各种型号的火炮、高射机枪、火焰喷射器和美军吉普。这些战利品中，我最喜欢的是那几个带三脚架的望远镜，爸爸抱着我从望远镜中，能看到北面大青山上的石头和草丛。

后来，六十六栋的叔叔们纷纷离开家去北京的各种军事院校学习，每人一走就是一年多。记得阿民布和叔叔最先从北京学习回来，带回一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的右上角有一个能闪小绿光的小窗户。我和莹莹常常趴在桌子上听收音机里的播出的各种节目，那个小绿燈会随着收音机里的声音去闪动。莹莹的妈妈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海棠。莹莹和他的两个弟弟晶晶和丁丁，都像海棠阿姨一样长着圆圆的脸，老是一副笑摸样。

莹莹的奶奶和我姥姥是好朋友，每天不是我姥姥去莹莹家找莹莹奶奶聊天，就是莹莹奶奶到我家找我姥姥聊天。莹莹奶奶特别爱笑，总是端着一个长长的烟袋杆。每当莹莹奶奶吧嗒吧嗒吸烟的时候，我就盼着她快点抽完那锅烟。等她抽完了一锅，磕出烟灰再重装一锅后，我就急忙划火柴给她点烟，老太太吧嗒吧嗒把锅子里的烟叶吸着后，总会吐出一口青烟，接着就把我一通表扬，说我是懂事的孩子。其实，我哪里懂什么事，就是喜欢划火柴看莹莹奶奶把烟吸着，觉得这个过程特别好玩。

六十六栋的孩子们，除阿木的大哥阿金，乌兰的哥哥乌兰巴特比我大，其余的孩子都比我小。在两位大哥哥的眼里，我还是个小破孩儿，他们不带我玩，但从不欺负我。而他们的弟弟和妹妹，则是我的好朋友。

一九五八年我要上学了，离军区院最近的小学叫呼伦路小学，较远的小学叫哈拉尔路小学。呼伦路小学只收蒙古族孩子并进行双语教学，海拉尔路小学蒙汉孩子都收，但只进行汉语教学。妈妈想让我上呼伦路小学，可我不想同时学两种语言，觉得学那么多东西就没有玩的时间了。所以，妈妈领我到呼伦路小学进行入学测验时，老师让我用蒙语从一数到一百，我明明会数，但数到十以后，我就故意胡说八道起来。那位老师为难地看看我妈，说：“这孩子上蒙语课有点困难，让他到海拉尔路小学试试吧。”

妈妈在领我去哈拉尔路小学的路上问我：“你不是会拿蒙语数数吗？怎么考你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了？”我说我忘了。由此，大家不要认为，一个六岁半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

到海拉尔路小学测验时，还是让数数，但是用汉语。我一张嘴就数到了一百，而且恨不得往二百上数，让老师制止了。当下我就被录取了。回到家里，我听见妈妈对爸爸抱怨说：“这孩子，放着近的学校不去，非去念那个离家远的学校！”

小学开课的第一天，因为我个头最小，老师让我坐到了第一排。接着，那个女老师开始按照花名册点名，要求点到谁的时候，谁要站起来喊声“到”。

“前进。”老师点到了我。

“到。”我站了起来。

“你姓什么？”老师问。

“不知道。”全班同学大笑。我说的是实话，从生下来，我就叫前进，我不知道我姓什么。因此，大家不要认为，一个六岁半的孩子什么都知道。

“那你爸爸叫什么？”

“叫图们。”

“那你就姓图，”老师给了我一个姓，“从此，你就叫图前进。同学们听好了，以后，大家就叫他图前进。”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俩乐得前仰后合，爸爸说：“挺好挺好，叫这个名字好。”

我那个前进的名字，是爸爸妈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里最后唱的那两个字给起的，但忘了给我个姓。我父母都是蒙古族名字，但是都有汉姓，父族姓张，因古属成吉思汗大功臣者勒蔑部，明兴时全部取了“者”的谐音，姓了张。妈妈的部族属蒙古科尔沁部，明兴时，从了汉姓高。

上了小学，我就算大孩子了。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没有课，父母就让我到幼儿园把弟弟们接回家。

每回接弟弟们回家时，我顺便把六十六栋其他家的弟弟妹妹们也都接回家。在接他们回家的路上，莹莹、满都娲和小南丁有时会把在幼儿园学会的新舞蹈跳一遍，我那几个弟弟和乌兰、阿木他们这些男孩子则跟头把式地你追我打。

我把这些阿猫阿狗送进各家各户就算交差了。到莹莹家，我也忘不了看看她家收音机上的小窗户还亮不亮，给莹莹的奶奶再点上一锅烟。到满都娲和南丁家，让这两妹妹再给我像新疆人那样跳一个舞，那时特奇怪她俩的头，怎么能做到交替平行地在左右肩膀之间挪来挪去。到乌兰家，他妈妈是一句汉话也不会说的，但会给我许多奶豆腐，让我带回家分给弟弟们吃。

乌兰在家只待一小会儿，就带上练习本和图画本到了我家，我边做作业边教他一个星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接着我俩就画画。以至于乌兰后来上了小学后，所学的东西早就从我这了学会了，成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

六十年代初，新的部长平房盖好了，六十六栋的孩子们都随家长搬迁了。但是，这栋孩子们之间，那种浓浓的亲情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革期间，六十六栋的叔叔们和我父亲全部被打成黑帮，身陷囹圄，无一幸免。我们都成了黑崽子，后来才重见天日。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六十六栋的孩子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是，这里面出来了学者、外交家、医生、全国射击冠军和领导干部等等，总之，大多数还是比较有出息的人吧。

我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特别希望儿时的伙伴能来几个。给乌兰打电话，他正带领中国马术队在广州参加亚运会，来不了。给在上海当医生的南丁妹妹打电话，她二话不说就飞到了北京，在聚会上还绝对专业地表演了自己的独舞。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南丁妹妹和我.jpg：

童年生活印象深，

军区大院揭示真，

军干子弟多欢快，

跟随长辈扎红根。

 写的真好，往事不遥远。

明光好！

谢谢龙哥总结！

想念豆豆！

老实人，写完了。谢谢关注！

从小充当大哥哥，

照顾弟妹很自得，

至今受到真关注，

远来妹妹献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