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兔子念经
-- 发布时间:2011/3/4 13:50:00
--
既然杀人的人有几百之众,又是那样的气愤填膺、同仇敌忾,总要有个说法吧?总得说出“小浑蛋”坏在哪里吧?总得说出他几件或十几件可恨的事来吧?让人听着,即使不说这人该杀,起码也会得出结论说:“这不是个好人,而是个歹人。”
周长利被杀的理由,在一个叫作《血色浪漫》的电视剧里做了一些自己的诠释。即使如此,导演也好、编剧也好,还是让他们钟爱的男主角,在关键时刻救出了“小浑蛋”的伙伴。这也反映出节目制作人的内心深处对当年聚众捅死“小浑蛋”的事件是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此外,电视剧还让男主角和小浑蛋最亲密的伙伴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也反映出节目制作人,对当年两类孩子的对立和争斗是持否定态度的。
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青少年?而他们之间的对立、仇视和争斗为什么会发生到如此惨烈的地步?我看,凡是当年的过来人,对这些问题,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一句话,在非和谐社会中,不仅成人之间是对立的,青少年之间也是对立的。
像长利和边哥这样的人,之所以能成为当年“玩主”中出了名的小首领,还有他俩性格上的成因。
忠义哥说:
“长利在我们这些发小里最机灵,也最聪明,脑子比我们都快。”
马哥说:
“三年困难时期,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哪里吃得饱啊?为给家里找补回点儿吃的,挣回点钱,我俩在假期一块到通州河扎过鱼,在北京站卖过梨。二群(周长利)顾家,挣点钱从来就舍不得花。领到工钱,我先给自己买冰棍、汽水、点心,犒劳自己。二群就不,他挣一毛给家里拿一毛,挣一块给家里拿一块。从北京站到我俩的家中间要倒一次车,最后那趟车他是死活不上的,拉我跟他非坚持走回家,那不是又能给家里省出点路费钱吗?瞧见没,就是这么个忠孝孩子!那时,二群正在长个儿,当妈的心疼他,每顿饭给他捏的俩窝头,都是小眼纯苞米面的,给别的孩子捏的都是大眼掺了菜的。结果,二群只吃一个,另一个还是给了弟弟妹妹。”
季哥说(再转录一次);
“有一天,红卫兵拿武装带轮流抽我,抽得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就在这时,我听在我身后大喊:“你们别打他了,打我吧!”接下来,当然就抡到他挨打了。但是,怎么打,他也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利是一个聪明、机灵、顾家、负责任、有组织能力并于敢担当的硬汉型孩子。对边哥,大家可以去“北京顽主吧”,通过他自己写的《红八》,看看那个青少年时期的边哥是什么样子的。
像他俩这样的人,在一帮孩子中想不突出自己的个性、突显自己的作为,突显自己在那帮孩子中的核心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以上,我们通过对长利和边哥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分析,可以初步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玩主的主客观成因。可是,典型毕竟是个别事例,具备不具备比较普遍的意义呢?
“玩主”是个群体,是属概念,这个概念是有外延的。我们说长利、边哥、老吧主是玩主,那么,还有许多也成为了玩主的其他人呢?咱们不能说,玩主就是他们三个吧?大家都知道当年的玩主是个群体,有很多人。
既然许多人都是玩主,那么什么样子的人,具备了什么特征,才能被人称作或看做是玩主呢?
主,在辞海里除了有许多其他的意思外,还有一个“人”的意思。比如说,张三的家被盗了,他到公安局报了案,公安机关开展侦破时,就称张三为“失主”。甲和乙开车对撞了,交通警来处理他俩的争执,会称他俩是“事主甲”和“事主乙”。“玩主”的“主”,与以上字义相通,就是说,“玩主”就是“玩儿的人”。
那么“玩的人”,跟当时“干正事的人”或干所谓“正经事的人”是不同的。这里又引出了两个概念:什么是“正事”?什么是“正经事”?
“正事”就是养家糊口的事。比如,去上班,挣工资;去劳动,挣报酬;去唱戏,挣演出费;去保卫国家,挣军饷,等等。
“正经事”就是除了上面的事,意义更重大的事情。比如,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 “反修、防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揪出混进党内、军内、和政府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现在的小青年可能要问,那时怎么有这么多敌人呀?斗争的过来吗?这么搞,人们累不累?经济建设还搞不搞?生产有没有人抓?老百姓的生活能提高吗?
我告诉你们,那时就是这样。就是搞生产,前面也必须有个前提,叫“抓革命、促生产。”当时,国内的敌人主要列出的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又加了一个走资派。搞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是要斗这些人。这就是当时,人们观念中所谓的“正经事”,是天经地义的正经大事。
在这种大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在北京,上面所说的那些“正经大事”有一部分小青年是没有资格去参与的,这些小青年都有一个标签,叫作“家庭出身不好”,客气点,管他们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那些一开始就冲上街头坚持“红色血统论的”,像疯了一样打人、杀人的红卫兵们,直接称他们是“黑崽子”,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对待他们。
所以,这帮小青年是被所谓革命事业和革命队伍排斥的对象,就像四先生形容的那样:一个家的孩子,一部分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生的,是可以上桌吃饭的,当然也是能继承遗产的;而小老婆生的,是不能上桌的,更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不能上桌的,不能继承革命事业遗产的,不能去干所谓“正经大事”的小青年们,当他们看清了自己的位置和前途后,也就不跟主流社会玩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活法,而这种活法就是离开主流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到一边“玩去”的活法。非常自然,这些人也就被称作“玩主”了。别人这样看他们,他们也这样看自己。
下面,我们再看看周长利和边哥的对立面:大院的孩子们又是怎样形成的?
拿北京来说,共产党掌权建国后,成了一国之都。为了统掌全国的行政管理及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这么大的国家,必然要建立起庞大的管理机构,这样就形成了各种部、委机关(家属)大院,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大院里也会制造出成批成群的孩子,在这些孩子们中,干部的孩子居多,职工的孩子居少 ---- 实际上,一批新的北京人产生了。
61年过去了,“大院文化”逐渐跟老北京文化融在一起了。现在,我们说的“北京人”,还是老舍在《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中的那种北京人吗?显然,不是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所谓的“北京人”,过去是杂交出来的,现在也是。
像以前的历史一样,一九四九年以后逐渐形成的新北京“大院文化”,自然要与以前的老北京文化有一个相峙、相拼、相取、相容的过程。
这批大院孩子的父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想当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建设者,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谁跟他们的出身不一样,他们就认为谁不具备他们与生俱来的资格。
一九六六年,为解决上层的党内问题,领袖决定打乱过去的班子和秩序,重新建立新的班子和秩序。让他惊喜的是,一个自称是“红卫兵”的群众组织出现了。
这个组织始于北京一个中学,其成员大部就是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领袖立刻用八次接见的形式,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很快,原来的中央里被他看着不顺眼的人,该被拿下的就被拿下了。各省、市、自治区在七千人大会上,因为饿死那么多人,多少有点否定他一贯正确的人,也被高喊“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统统拿下。
北京的“红卫兵”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最初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大部成员都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认为是红色政权“卫道士”的身份很快就受到了挑战。
最初参加造反的那帮老红卫兵,随着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抛弃,部分的人家长被陆续打倒,加上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血统论”在一定程度上的批判,他们也开始沉沦了,也开始玩世不恭起来。
但是,他们内心深处还是不甘心,还有当“卫道士”角色的欲望,“小浑蛋”被杀,就是他们这种集体意识走向极端后的牺牲品。
我还是那句话: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里,成人都信奉“斗争哲学”,青少年之间,能有什么不同吗?
好啦,文章太长了没人看。如上,我把当年对立双方形成的主客观原因都讲了,还是回到玩主的生成这个话题上来吧。
关于“玩主”的生成,现在有许多说法:
一是历史传承说。把北京玩主的生成历史追溯到清朝那些游手好闲、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我觉得这个联系是牵强附会的。
二是追溯到文革前那帮当“佛爷”、养“佛爷”(清朝文人不直呼小偷,而把他们称为“拂意”,即“拂人之意”。小偷们听了当然不满意了,就取谐音称自己为“佛爷”。久而久之,北京也就管小偷叫“佛爷”了。),被主流社会排斥的那帮青年的行为模式上,这些人称自己是玩主,是老玩主或“老炮”(因被押在北京炮局胡同的看守所而得名)。但是,大家要看到,这些人跟长利和边哥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没有被红卫兵毒打,遭受欺压而成为“玩主”的成因,前者只玩不抗,后者主抗兼玩(正因为如此,后人把“玩”变成了“顽”,也是有道理的),两者的行为模式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不反抗,后者敢反抗。
关于长利和边哥这一代玩主代表谁的问题,我觉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在文革初期被臭名昭彰的“红色血统论”催生出来的,代表那些敢于反抗欺压、揭竿而起的,不再搭理当时主流社会,不再受当时正统观念的束缚和约束,从而坚持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青少年们。
对这个定义,大家可以商榷,我们一起来完善和补充它。
太拔高或太贬低玩主这个定义都有问题,我们大家最好都客观一点,实事求是地来进行总结和归纳。
比如,有人把“玩主”看成是北京城市贫民的代表,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老百姓有什么诉求和意愿表达,不会让当“玩主”的这帮小青年去代表他们的。反过来说,人民政府还认为他们代表了各阶层人民的意愿呢,老舍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写了著名的《龙须沟》。
太贬低了“玩主”,说他们就是一群为佛爷开道、靠佛爷供养,占领地盘,欺男霸女,好逸恶劳的臭流氓,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北京玩主”是一个类概念,是指一类选择非正统生活方式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别于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要求和标准,但还不能把他们等同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流氓里头有玩主,但玩主不一定是流氓。
玩主们是非常松散,自由结合在一起的青少年群体。在一个区域里,手头最硬的一般“份儿”最大。从这种零散的青少年并自由结合成小帮伙的活动类型上看,在文革期间,有以报复大院孩子运动初期对他们的伤害,专门跟他们作对,以泄愤为主要目标的类型;有靠凶狠“戳起份儿”来,以霸住一定区域扬起名声大旗为目标的类型,这两种类型时有交叉;还有靠保护“佛爷”,从而靠“佛爷”供养类型的,这是最消极的一种类型,也是最使“玩主”名声受到质疑和否定的类型。
现在北京还有称自己是“玩主”的青少年群体,但是这代“玩主”与周长利和边哥他们那一代“玩主”完全不同了。那一代的“玩主”是在打压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为社会对他们不公,他们才还之于“玩而不恭”的处世态度。现在,没有谁给青少年分阶级、分血统了,也没有谁去打压某一类青少年了,所以,现在的“玩主”是怎么回事,大家也就明白了。
我在这篇文章里,重点讲的是长利和边哥他们那一代“玩主”生成的原因。说得清楚不清楚,大家可以见仁见智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对的意见,我绝对接受。
(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边哥故事插图 女校长血案.jpg:
1966年夏天红卫兵斗争早已被打死的女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