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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青年”认识（一个孤独者的话）

　　
　　关于“知青”定界问题，山风（无声）老友给偶出了难题，“我怕小红柳又来‘搅阵’”！所以，偶自己知趣一些，自己立个题《关于“知识青年”认识》，再加上“一个孤独者的话”。小红柳的签名档是这样写着的，“羸弱的身姿摇了又摇”，枝干还没有手指头粗，不摇也难！
　　
　　小柳本身就是乡镇的“知青”，迈进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城市的哥们姐们生气时也会说“乡下来的”，这也是事实。所以说，“知青”包括不包括“回乡知青”？偶举手赞成！因为偶的多数同学是“回乡知青”，偶也经常把“董加耕”抬出来，因为他也是“回乡知青”，所以偶是不赞成黄洪基《…界定》的！当然，他是针对老人家的“12·21”指示的，似乎就是“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才叫“知青”。为什么他要劈开其它的“知青”，甚至去除那些利用知青名义的“收获者”，实际他是要劈开所有还存在意义的“知青”，就存下那部分他界定下的“知青”，引出他所要的结论。
　　
　　“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民族的灾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难道在十年浩劫和民族灾难的土壤中，会独独产生“上山下乡”这一“硕果”？……上山下乡运动只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个错误（或曰无奈）的决策。”
　　
　　山风也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两个概念。这与国家需求相连的。67年与68年的工业指标与效益是文革中差的两年，要工业系统来解决初高中毕业生就业是有困难的，而且就业量是常年的三倍。好在文革前已有“上山下乡”的点滴经验。然而动员这么多“知青”下去困难是肯定的。
　　
　　任务要有总理统一部署，宣传要有中央宣传口来完成，而且两者是步调一致的。另一个问题是，67、68两年，有不少已下乡知青也被卷入串联行列，甚至组成回城上访、请愿式“造反”。1967年1月周总理在工人体育场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动员他们，要“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并表示：“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动员回城知青返乡。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也正是由于中央权威性报刊首次使用了“上山下乡”一词，改变了过去“下乡上山”的提法。从此，“上山下乡”陆续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也动用了安置经费结余款。
　　
　　那么，68年下半年又到了初高中两届分配时候了，周总理勉励16岁侄女到内蒙草原去当牧民。好在67年底首都部分红卫兵请战去云南做一名农垦战士，68年初55名中学毕业生告别首都，奔赴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从事橡胶生产事业。如何推动68年整个毕业分配是很艰巨的。如能老人家发个指示，推动力就更大了。现不知情老人家的“12·21”指示是什么背景下作出的，有人说是姚文元鼓捣的，偶想借他胆也不敢，起码总理知情。再说老人家是阅读报纸的，再说了分配就业积压老人家能不知情？支持各级政府做好此项工作，也是应该的，主要方向是农村插队落户。
　　
　　原因是国家此项工作轻重缓急的次序是，一是插队（公社生产队）；二是插场（农林牧渔场）；三是扩建与新建这些国营的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一次偶与楼下新四军研究所一位朋友聊天，组建黑龙江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还是粟裕给林彪提交的方案，这段时间受林彪委托构建国家北部安全战略框架中所提及的（或提高战略层面的），这有别于像华东、华中等区域性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为了老三届开动这“一是、二是、三是”甚至还有部分被安置在工矿企业与当兵。
　　
　　但这一主题，并未严重偏离在文革前的基本规划，就是工矿企业少了些，读大学的一部分不存在了。问题是宣传形式与动员形式过于急躁些，许多地方还存在“一刀切”等问题。稀里马虎也算“四通”了，即本人通、家长通、亲邻朋友通和老师同学通，这里面领袖的作用呢？还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呢？小红柳虽备份小，但还是见证了小镇，68年底、69年初分配，69届的分配，以及70届的分配。有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否则另一头的问题将会更多，到1973年800多万知青奔赴这“一是、二是、三是”之中去了，比如在上海，农垦局也是功不可没的。
　　
　　1965年总理在农业口的四个专业会议全体会上作重要讲话，讲到安置工作时说：安置工作是一个大的工作，完全是做人的工作，不是一年就完了的，也不是几年能解决了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一部分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逐步缩小、消失。要把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搞齐了，做到又是城市又是农村，中国之大，这不是我们20世纪就能看到的，这是长期的。不消灭“三大差别”进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要打下底子。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偶所说的实事求是与语境，不因为对文革的否定而离开这个基点。如同实事求是评价那个时期的农业、工业、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那样。有必要重新看看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那些数字还是基本没有问题的，提出的四化建设的目标也是良好的。有些东西否定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国家本来就是从“一穷二白”状态下走出来的，也许还有不少的波动与弯路，但新中国在前进，也包括文革的那是那个十年。一次与大学生争论“十年浩劫”这个说法，偶就提出，一个“浩劫”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呢？怎么能让尼克松、基辛格来中国会见毛泽东与周恩来呢？当然文革在对待干部和知识分子那场意识形态斗争是有严重问题的，也对方方面面工作带了或多或少的困扰，其中就有两个“老三届”的分配问题和大学招生问题。
　　
　　现在许多人以未来大学生视角评论曾经的上山下乡，既然当年显然是做不到的，就是做到了也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按照文革前基本部署，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要上山下乡的。这本账在总理心中还是很清楚的，也并非合乎知青心中理想。在一个特殊时期偶以为这项工作总体上还是算一碗水端平了，洒出部分不多，比例也小。这也是偶很敬仰周总理的一个原因，有时候也需要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历史，所以今日知青这个特定历史意义的称呼，才显得特别的价值（当然比不得“打小日本”、“过长江”、“抗美援朝”那样荣光），显得有一定的凝聚力，这本身就有包容性。冷嘲热讽也未必得到愉悦，撕裂了更没有价值，一个普通知青是不是该这样选择呢？
　　
　　偶母亲8岁时就给了一家无孩子的农户，既然要了个孩子心也就算定了，这心一定偶姥姥怀孕了，生了个男孩，就是偶的舅舅，真是大奇，所以取名“大奇”，舅舅大概是58年师范学校毕业，嘉兴地区搞“下乡上山”试点，舅舅响应号召回家务农，期间也去过河南，水土不服与体质差，大病一场退回老家，后一直在务农，直到1962年缺少师资又转入学校教学，开始算民办教师，但他有师范毕业证，所以很快就转为公办老师。他当年也是响应号召自觉自愿回家务农的。嘉兴这个点也引起国务院充分重视的，是个很好的样板。偶举这个例子意思，在当年的语境中，响应国家号召是自豪的，今天怎么就变味了？自己当年态度是一个方面，国家决策是另一个方面，因为国家整个是盘棋。该轮到偶自个报名前，给舅舅写了一信，舅舅回信一是支持，二是要有足够思想准备，因为他度过了农村最困难的几年……
　　
　　小红柳所说的只代表自己，一个乡村小镇的知青想说的话，也许这话是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