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四）

 

　　1968年的夏天，我母亲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我父亲被揪出去批斗了。组织批斗的人却就是我的好同学曹一霖，说父亲用封资修的毒草怎么怎么地毒害蛊惑，接着父亲被隔离审查，反动学术权威，工资被革，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我赶紧把存款寄回上海，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厄运接踵而来，一天盛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送了回来，把我赠送她的收音机送了回来：“我不想和你谈恋爱了。”“为什么？”我问：“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谈了。”噢！我懂了，为了那170元。她什么也没多说，就走了。反正我对恋爱已麻木，80元来80元走，无所谓。就这样，三个月的恋爱史结束了，我成了当代的《吉塞尔》。从此，我对爱情失去了信心，不想在这上耗费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爱人出现，才扭转了心态，我爱人称盛英是“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女人！”

 

　　很快经过我大弟的努力，170元的工资又争取回来了，我的担子轻松了许多。时值八月底，周顺、何秀兰这批“牛鬼蛇神”正在我连打土坯，一天五、六百块不但消耗着他们的体力，而且折磨着他们的精神。并且造就了周顺今后的成就，使他最终成为一位高级教师。突然，专政机构不知从哪儿把失踪的高寿松绑回来，并且被判了刑。公判这天我们早早地到团部，一批“牛鬼蛇神”们全都揪上高台陪斗。十点钟高寿松被押上了台，我看着那台上被剃了阴阳头的高寿松，那满面蜡黄的脸被揪得老高老高，我望着这位肺腑之交满是满腹心酸，泪水梗噎着喉咙。大会公判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判了十四年的牢狱之灾，1973年平反，从此他销声匿迹，远离了我们这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远离这炎凉世态。

 

　　紧接着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改善连队住宿条件，迎接新一轮上海知青结婚的高潮，夏宝决定由我们班组建工程班组，盖建新营房。一天我们在施工休息间隙，回到我的宿舍等着听我的收音机。可当我摸到被褥后面傻了眼了，我的手半天抽不出来，大家还以为我被蛇咬了。我紧张地说：“我的收音机不见了。”大家都在说：“是谁开玩笑拿去听了，问问看。”结果一个连队问下来，谁都不知道。接下来夏宝脸变颜色了，他非常慌张地说：“我们连有窃贼。”首先怀疑的就是他们俩，老绍和林松。排摸下来老绍不具备作案条件，疑点集中到林松头上，他有口难辩，本来就结结巴巴的他就更说不出口，只会在那里生闷气。接着又排查了其他人，都无功而返。我的这个80元的收音机跟着那80元经济头脑的女人销声匿迹了，好在不久，我自己的六管收音机也装了出来，淡漠了这场风波。

 

　　秋天到了，为了紧跟形势，我连组织了一场忆苦思甜的演出《收租院》排练，迎接十月国庆。这次排练由演出队解散下来的杨喜德负责，杨喜德人称洋鳖是我团第一对结婚的上海知青，一生以幽默著称，他的夫人林小妹是个豪爽又开朗的人，经常赢得我们开怀大笑。杨喜德组织了由蔡英、王峰、王小生为首的主要演员，以我、小公鸡、周岳飞为首的器乐伴奏。我再给洋鳖介绍了李琴，此时的李琴还没有从丧父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演出的效果不尽人意，还没有发挥出维族姑娘的特有专长。倒是一位四川来的大学生知青脱颖而出，成了这场演出的总导演，主角。

 

　　东风劲吹的风暴席卷着新疆大地。这年冬天，林彪派了一批军队干部下到了我们兵团各个团场，我们上海知青的冤假错案得到了伸张。何秀兰终于回来了，周顺也出来了，周顺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和洋鳖这里，看望他的老战友，诉说他的心中的苦难。我对他幽默地说：“这下你可减肥了，力气都比我大得多。”我和洋鳖还有小妹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为他接风洗尘。而小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不满意，一直在埋怨我为什么接待他，现在是什么形势，你敢接待这些牛鬼蛇神？我说：“没有关系的，这是老战友，我总要尽地主之谊。”紧接着所有的知青都放了出来，而牛棚并没有因此取消，却关进了我的老友窦振英、周英一批老领导，包括赵国胜也成了牛鬼蛇神。牛棚里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轮番登场，像是一场总也演不完的神鬼之战，硝烟弥漫，充斥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而在另一个政治舞台，一个又一个小丑也轮番登场，首先是那批许世友部队转业过来的复员军人，一个个牢牢的坐稳了各个连队的第一把交椅，以及团各机关的重要岗位。和我们上海知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培元，坐上了和上海知青有着命运关切的劳资科第一把交椅。吴锁福当上了我连的指导员，与夏宝平起平坐。和我一起进疆的小知青杨紫浩，当了我们排的排长，而调皮捣蛋、大字不识的王海友，却当上我们班的班长。更为惨烈的是这批人在批斗周英时，强迫周英跪在沙枣刺上。周英强忍着疼痛，对着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痛骂“什么玩意儿？？？”一时间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都匆匆地坐上了政治的浪口风尖，又匆匆地离开舞台。这场闹剧维持了不到两年，以林彪的失败而告终。

 

　　69年的春天，一直沉默了很久的上海知青工资评级悄然在连队里拉开了序幕。自从上海知青的三、五、八供给制待遇结束以后，一直没有把这事落实到位。现在以百分之二的名额评定上海知青农工二级的人员，在当时那么激进的场合下，大家都相互推让，谁都想拿到这多了四元的二级工资，但谁又都不想把自己推向浪口风尖。经过多次的追逐，这个名额却幸运的降临我的头上，而大家都一直异口同声地认为“只有火腿最合适。”连夏宝也认为非于建元莫属了。别人28.84元工资，我幸运地得到了32.96元的二级农工工资。

 

　　这年春末的一个休息日，天刮起了大风。早晨陆鹭寝室的朱颜跑到四班寝室门口，拼命敲打四班的门叫道：“王鑫、王鑫，陆鹭不行啦，肚子痛得直打滚。”我们整院的男知青全吵醒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奔向陆鹭寝室，惊动了整个连队。这时小梅沉着的指挥大家，“王峰你去叫指导员，老牛，赶快去套马车。”顿时，安静了下来，不一会马车来到了院子，上边铺上了褥子，王鑫把陆鹭背了出来，放到了马车上。这时指导员吴锁福也来了，吴锁福拉上马车，带着王鑫直奔卫生队。

 

　　不到半个小时马车又回来了，而且马车上又多了一个小生命，我们连队知青的第一位后代，就这样在这风声鹤唳的早晨诞生了。我们听着吴锁福讲述一路上的见闻，他说：“我们马车走到了二斗一农桥边，陆鹭突然想小便，马车停下来，王鑫扶着她去沙枣林里，不一会我听到沙枣林里一声孩子的哭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