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一个上海知青被枪毙

由昆明往西双版纳去的路上要途经一小镇—普文。小镇在思茅过去没多远，再往下就是洲府所在地景洪了。

小镇很小，知青谈起它，是因为这里有个劳改农场。

79年闹返城时，面对压力知青又提到了它：“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探求上海知青陆宝康案件时，得知当年他就在普文劳改农场服刑，并在那里出的事就此结束了生命。

他是犯什么事被关进去，又为何被枪毙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二）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就在那天早上，上海首批赴云南西双版纳的1000名知青乘专列从北火车站开出。列车上，一名身穿军装，头戴军帽，个子高高的（1米75，在我们那个年龄里算高的）小伙子引起了带队知青连长周公正的注意。此前连长已准备了一面大大的红旗，正打算找一名旗手。眼前这小伙子脸上带着腼腆，但军人的服装平添了他一种帅气和精神。“对，就是他”。连长想象的旗手就是这样的：既有点书生味道，又威武的象个军人，带着蓬勃的革命朝气。他的形象符合了这支刚从学生踏上社会的队伍。这样的队伍需要一面鲜红的旗子引路，同样需要一名帅气而精神的旗手。

他，就是陆宝康，17岁，闸北17中67届初中毕业生，家住闸北区，天宝里。

在1000人的队伍里，担当旗手这是何等的自豪和令人羡慕呵！每逢队伍行走的时候，陆宝康总是抬头挺胸，一身军装，左肩斜背着军用书包，右肩斜背着军用水壶，二条背带在胸前组成一个斜“十”字。二手伸直握住旗杆。红旗哗哗地在他头上飘动，豪情溢满他的胸膛。

到农场后，旗手的任务就此结束。1000人被零零散散地分到了各个生产（连队）。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新的生活。陆宝康被分在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

四队是一个老连队，职工主要是一些退伍兵及云南和湖南来的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住满了，陆宝康就同另一个知青安排在连队的一角紧靠仓库旁的一间草房里。

下乡不久，一次队里组织剥花生（做种子用），剥完的花生就堆放在仓库里。这仓库实在简陋的很，竹排墙上有一个连牛都跑的进去的大洞也没修复。队里不当回事，因为没人会去做偷窃的事。虽说生活艰苦，但那时人极守规矩。那晚，陆宝康与同一房间的叶有富（同一批上海知青）不知怎么想到了吃花生，堆放的花生离他们太近了，就在他们房间边上的仓库里。二人说干就干，很方便地从那洞口里进去。用茶杯装了半杯花生米。为了表明这样做不是偷窃，他们想到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我今天拿花生一点，留下人民币2元。因为怕别人认出笔迹，陆宝康自作聪明用左手来写。这点花生如果算价钱的话，大概值5毛钱，留下2块钱可算是高价买了，他俩觉得心安。拿回来后，房间里没锅没灶，二人用旧报纸烧烧就这么半生不熟地吃掉了。第二天，副连长宋正杨从留下纸条上立刻怀疑是他们，因为老职工不大会做这样的事，如果做了是不会酸溜溜的留什么纸条的，他俩的住房紧靠仓库，理所当然地成了怀疑的主要对象。当晚在全连大会上进行了批评。虽未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陆宝康干的，此事一段时间成了全队的笑柄。此后陆宝康一直闷闷不乐。

刚下乡那阵，许多知青都急于要表现自己，积极要求上进。不管是出于虔诚的信念、青春的热情或是投机的心态。总之，大气候是热情向上要革命的。当然还有部分知青懵懂混日子。但陆宝康不糊涂，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对生活的要求。对那些热情上进要革命的做法，他不认同，又不想去投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这些个人的理想同现实又存在着太大的差距。于是，在连队这个劳动集体里，陆宝康慢慢地同大家疏远了，变得不大合群。他变得忧忧寡欢起来，在集体里显得另类。每天的劳动都去，慢慢地干，没有激情，吃力了就自己休息。给人的感觉有点出工不出力。

同时，他有一个可以收听到短波的小半导体（那个时候算很不错了），晚上，他躺在床上收听国外的电台，学学英语。也许是国外电台广播的东西同他个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觉得人家讲的有道理，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想。慢慢地深陷其中，并按照广播里给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去，信封上规矩地写着：寄香港xxx信箱。信里他谈了知青生活，说是实在太苦了并留下了真实的地址和名字，还夹寄了一张半身照片（也有人说他信中要求得到经济上的帮助）。那年头这叫“收听敌台”，是一条罪名。这封信怎么可能寄的出去呢？他也太天真了，信很自然地转到了国家安全部门手里，安全部门满当回事的派人很方便地找到了他。谈话下来，觉得怎么也不象个阶级敌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知青，天真幼稚，真真是没事找事干，让他们白忙了一场。他们失望而不满地走了，临走仍下一句话：免于处分。

免于处分并不等于没事，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收听敌台的名声算是众所周知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未公开处理的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