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钱理群谈国民性

钱理群谈国民性（1）

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2013凤凰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

　　主办：凤凰网·读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时间：2014年1月5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第二场：“国家”中的“国民性”——以胡适和鲁迅为中心

　　钱理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我准备了一个稿子。我先讲鲁迅，胡适待会儿其他几位先生再讲。

　　1、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是1902年。到1936年，鲁迅去世前，仍念念不忘提出来要把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翻译成中文。他说了一个理由，就是希望大家看了史密斯的分析之后，能够自省，然后自己分析和讨论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他的人生的开始鲁迅就在探讨理想的人性是什么，而在他去世之前又提出“怎样做真正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为什么鲁迅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有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的话，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2、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下面我介绍一下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鲁迅这方面的论述太多，我只讲其中的三点。

　　第一，中国国民性当中的奴性问题。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所谓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

　　第二，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

　　一个跟鲁迅比较接近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奴隶是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有三重奴隶状态：首先，中国人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中国人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隶。他对这两种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一种使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新的奴隶，发现了革命工头，发现了奴隶总管。他发现，虽然目标好像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实际的后果却是产生了新的奴隶关系，这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