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山下乡是“消灭城镇居民”的前奏曲

 

    对于发生于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原因，亲历者大多倾向于 “安置论”、“劳改论”、“惩罚论”等等，当然也有少数坚持“自我锻炼”、“反修防修”论者。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没有点到实质，且看历史：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

1955年4月，中国共青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动员27万城市青年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1955年7月6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意见》，号召“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在共青团中央的组织和号召下，北京杨华、李秉衡等60名共青团员和青年获批第一批赴黑龙江垦荒。8月30日，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把“北京市志愿恳荒队”的队旗授予了这个垦荒队。9月10日，来自北京的60名知青在黑龙江萝北县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随着第二批、第三批北京知青到达，北大荒出现了一个由北京知青组建的“北京庄”。

    共青团天津市委从全市17000名志愿者中选出52人，组建了天津市赴黑龙江垦荒队。1955年11月4日，共青团天津市委在工人文化宫举行盛大欢送会，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火青向垦荒队授旗。11月8日，第一批52名知青到达萝北县，北大荒又有了“天津庄”。这以后，又有来自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知青来到萝北县，全国第一个由知青组成的萝北共青团农场掀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页。

    上海挑选了９６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送到江西德安县。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使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了热潮。

同时，家在农村的知青“积极回乡”参加生产。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日报发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专题报道了这个乡的事迹。毛泽东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最早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指示。

    这也就是最早的“上山下乡运动”。   

    “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是“安置论”的注解。

    1960年代初，全国有2600万人被精简下放，中国县城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定。《甘肃日报》记者马占海接到报社安排的一个新任务，要求他尽快把定西地区城镇居民迁移农村的情况了解一下。他选择去会宁县采访。当他问从兰州市迁移到会宁的居民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的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马占海在稿子中把王秀兰作为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她的这句“豪言壮语”。

    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作者署名的文章，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立刻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经过一周多的调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两名记者回到兰州后告诉当时《甘肃日报》负责人顾立清说:“会宁工作真的很有特色，稿子真实反映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进展成就，写的没问题。”他们回到北京后，又给顾立清打来电话，说是新华社要发通稿，他们建议在转发稿上署名新华社和《甘肃日报》两家的名。顾立清回答：“稿子是你们亲自下来采访核实的，就不用署《甘肃日报》的名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的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从此，由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公开提出“消灭城镇居民”并最早付诸实践的是福建南安县（现南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天必，此君原是南安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之一“八二九”的头头，当了革委会主任后，他的死对头和其他“不同政见者”都不听他的话，“工作”很难展开。看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和“编者按”——也就是毛的“最新指示”后，灵机一动，觉得可以利用来打击“一切敌人”了，因为他的对手几乎都在城镇里“吃闲饭”。

    于是“消灭城镇居民”便成了南安县革委会的“首要工作”，先是大力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说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在全县狠抓阶级斗争，把地富反坏右资黑一个个分别游街示众几次，接着株连九族，不让做生意，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切断所有居民的生路，然后百般威胁所有不“自觉自愿”的人们。

陈派出几个工作组到县里所有的城镇“动员”全体居民“上山下乡”，短时间内即搞得全县鸡犬不宁——街道上天天可以看到有人被游街示众，先是批斗那些“四类分子”“死老虎”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揪斗各种小商小贩，罪名当然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再后来连在国有企业、集体单位工作的职工也开始遭殃。人人有罪，罪名无奇不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在县里天天上演，不久城镇所有的公职人员都“下岗”失业了。陈则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对居民们说：“还是上山下乡好，不愁吃，不愁穿，又不会犯法。”

起初“上山下乡”还打着“知识青年自觉自愿”的旗号，后来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工作组强迫所有居民填写《上山下乡申请表》，赶往山区务农。居民们走后，陈下令周围的农民进入城镇拆房种粮种菜。

    陈天必“消灭城镇居民”的“创举”得到陈伯达的高度赞赏，欲向全国推广。南昌军分区、江西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湖南省革委会等都派了大批人马到南安“取经”，回去也着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人算不如天算，由于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栽了跟斗”，后来又出了“林彪事件”， “消灭城镇居民”的运动无疾而终。但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把它“发扬光大”了——这个人就是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出生于远离金边的柬埔寨北部农村，家境还算殷实，笃诚信佛的父亲将儿子送进佛寺，剃度出家，只是少年波尔布特不守寺规，未几就被逐出门墙，后考进金边的一所职业中专，学的是木工，1949年前往巴黎留学深造，学电子工程，与另一学友乔森潘在巴黎加入了共产党，1952年归国，在一家私立学校任职授课，后奉组织的派遣秘密潜往中国南方参加“军政训练速成班”、到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他勤奋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认定毛的思想是柬埔寨革命的必由之路。波尔布特在华训练成绩优秀。

    1960年，独立的高棉共产党正式树旗，此时波尔布特已是柬共的三常委之一。1963年，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

    1975年，北越军队攻陷西贡之后十七天，红色高棉“解放”了金边。新政权的电台宣称：柬埔寨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发去贺电，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几度秘密访问北京，因周恩来病重，波氏最重要的那次朝觐是直接和毛泽东谈的。波尔布特毕恭毕敬地汇报本国的革命形势，谓称：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他敬请中国协助未来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起草宪法。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果柬埔寨没有象波尔布特追求那样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而是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战火屠城”。当时的柬埔寨只有700万人，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一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当月老，指定配对就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并告诫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8月26日，周恩来又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特意谈道：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天佑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