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各地农村校车频频出事,政府将错归于超载或其他,但是这背后还有没有更不为人知的原因呢,不得而知。
刚刚过去的秋天,我回曾经插队的村子,在老乡的土窑洞里,和他们吃住在一起亲密了八天七夜。
当年我曾在村子小学当了了几个月的代课老师,自然忘不了问起小学校的情况,才知学校已经已经变成汽车修理厂。(那可是无锡一个国营企业捐助了200万元盖得三层小楼啊)。学生们都到县里上学去了,不仅我们村,全县村办、乡办学校统统都取消了,都集中到县里了。说到这里老乡们很是抱怨,孩子无论多小,从上幼儿园就开始起早贪黑跑县城,每家必然要有一个大人陪同护送,要不就到城里租房或买房住,这样每家每户要减少一个劳力,增加一份不小的开支。离城近的还好说,远在百里之上的只好一学期常驻城里。这样背景下,校车出现了。
乡亲们委托我跟北京管事的反映反映,恢复有条件的村办乡办幼儿园小学,一来可以让孩子就近上学,二来可以节省每家劳力,三来可以节省每家经济负担。
回京后我找到在教育部工作的大学同学,一问才知,这个做法是教育改革的措施,为了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公平教育机会。目的很好,但措施是否唯一呢?无语,人家是决定政策的,我代言能起什莫作用呢?这些制定政策的“闭门造车”,知道他们的优惠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是什麽呢?但愿习总书记慢慢会注意到这一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