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家之子

大公资讯 > 中国时政 > 中国聚焦 > 正文

上将陈士榘子陈人康：有红三代到井冈山要住总统套间   2013-11-22  南方周末

 

 

　　2013年11月20日，“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合唱团在北京动物园附近酒吧排练，成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

“文革”结束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北京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原标题：国家之子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中的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满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灯和船形霓虹Logo环绕着，却把一首《盼红军》唱得嘹亮。

　　他们来自“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正为一个大日子准备着——下个月在远望楼宾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个多月的排练，老人们已经唱熟了10首红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为标题开头。

　　“我们是‘红二代’，没有理由唱不好！”排练间隙，身穿一身红衣的会长徐文惠从长凳上站起，为团员鼓劲。她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

　　74岁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几乎自费支撑着所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练间隙她说，“我们要将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变色的危险来自哪里呢？——“美国不是要让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变颜色吗？”

　　这个群体自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研究者米鹤都认为，“红二代”这个词，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

　　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门、西山，对于这群特殊的红二代来说如今只存在于回忆之中，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

　　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

　　“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合唱更多的是抒发理想、表达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讲究。李晓津记得，“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父亲株连，她被关押数年，此后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溃。直到1987年，在父亲昔日战友王震的帮助下迁居香港。自小习惯了军队生活的徐文惠，却始终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生活”。

　　1997年，母亲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决定回到北京，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花了4年时间，沿着父亲战斗的地方走访了19个省市，完成了一部父亲的文献资料片。

　　徐文惠总会反复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党，爸爸给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亲的意志穿越半个多世纪，内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团的基因。

　　与徐文惠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

　　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陈世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细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套军服，陈世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卖！”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总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至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受访者对米鹤都回忆，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认为老师领导烂透了，学校被资产阶级把持了，直接把信写到中央。据陈小鲁回忆，四中、八中等校的学潮，甚至获得了个别高层领导的默许。

 

 

      区分线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

　　子女命运与父辈的命运依然联系紧密，论及现实与往事，一些“红二代”会对周海滨说：“为什么父亲去世那么早？”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

　　陈人康也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1984年，陈人康从军队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干了二十多年，以副处级工会干部退休。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时，刘爱琴说：“我们这代被认为都是享受革命果实的，其实不然。”

　　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周海滨给林晓霖打电话，林拒绝了采访。周海滨很理解她的难处：“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父亲。”

　　米鹤都也曾采访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1981年，黄永胜因被控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伴随着父亲的跌落，黄春光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

　　回忆往事，黄春光说：“对我而言，过去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红二代”其实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历史和现实均在这个群体中划下了无形的区分线。

　　陈人康在井冈山讲课时，听说过一件让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

　　“我们听了都摇头。”陈人康说。

　　2012年5月，陈人康的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个房子，怎么是个毛坯房？装修费用还得160多万。陈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这话他没好当面说。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惯常组织聚会，有的“发小”不会露面，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员；活动需要经费时，胡木英就会求助于他们。

　　延安儿女联谊会曾想拍一部名为《延安儿女故事》的文献资料片，没有钱，只能四处求。胡木英最终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万，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联谊会的成员们很注意保持尊严。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它。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二十多年来，李晓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影视中心监审，负责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审查。他也将这份工作视为红色事业的延续——“审查的目的，就是给国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次审查，是电影《卡拉是条狗》。葛优养的狗被抓走了，办证需要5000块，葛优想尽办法找关系救狗——这样的情节，被李晓津视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情节：葛优最终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米鹤都曾用“权威型人格”，来归纳他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人群：“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

　　一名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员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使用“不纯”这个词，来讽刺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的成员构成——“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团的成员有不是‘后代’的。”

　　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这些年，父亲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他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但与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聊天，他发觉另一些“红二代”们，对父辈则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将的儿子曾对陈人康说：“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文革”中他们被打倒其实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真是勉为其难。”

　　还有一位上将的儿子，看完陈人康描写陈世榘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后表示，我要是写我们老头子，绝不用这个书名。他这样解释理由：陈锡联上将曾告诉父亲，说确实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这让父亲很失望。这位“红二代”却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将级别的人被抓，毛主席不会是受蒙蔽。”

　　这样的观点碰撞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年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和“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对媒体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对于两位昔日“西纠”老战友之争，陈小鲁感叹：“何必强求呢？”“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陈小鲁说。他自称“中间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的父亲彭真主持修订了1982年宪法。这些年，他做律师，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父亲彭真一样，都是“维护宪法的尊严”。

　　有时在网上看见一些同辈人批判维护宪法尊严，傅洋会感觉愤怒：“要讲道理呀，就是个词，最后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彼此都认识，但他感觉这些年“思想观念都变得太不一样”。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