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写字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作为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它表达的可以是野蛮,也可以是文明。
“文革”是中国野
蛮史的高峰。“文革”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某某”、“油炸某某”、“砸碎某某的狗头”、“打
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
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理所当然。
“文革”虽然结束,但那些思维与表达方式潜移默化,成了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习惯,肃清余毒十分困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艾晓明教授在她的长篇小说《血统》中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不幸,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革”。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文革”余毒在作祟。
最新的案例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布他领导下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后,“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
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
“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
“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后有赞成、反对等不同声音非常正常。有些学者提出重要数据质疑茅先生的结论,有的则从研究方法上提出商榷意见,如此等等,展示了观点多元
化的喜人景象,有助于学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是非立判。这个领域特别需要冷静、宽容和多元的声音,
但那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上述暴力语言说明什么?
棍棒背后是无知。这些谩骂的首要特点是缺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