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抬 马 记

 

抬    马    记

（插队轶事之二）

 

牛年的正月谈的却是关于“马”的话题，使人不由想起“风马牛不相及”这句成语，这句话的喻意是说“两件事物毫不相干”。有人错以为“风”是另外不相干的第三件事物，不知道“风”在这里做动词用，是“雌雄相诱、使之交合”的意思。当然牛和马之间发展不出任何交颈厮磨的浪漫故事。而本文内容涉及到却是“风马马而相及”的事儿，或许对少儿稍有不宜。凡有略显不雅之辞的段落，我将在段首处加注“×”的标识，不喜欢的网友直接跳过去就是了。

 

在陕北待过的插友们都知道，穷山沟里接触常见的牲畜，是同属哺乳动物“奇蹄目”马的表弟 – 驴。原始农业离不开驴，驴会推磨、驮水，套上耧能播种，驾上辕能拉车，上得高山，也下得深沟，粗草糙料咽得下肠肚，风雪雨露耐得住冰霜。马就不同了，推磨转不开道儿，驮水搭不上鞍，讲究的是“无夜草不肥”、“寸草三刀”，顿顿离不开泡黄豆、拌麸子这样的细料，麦秸、玉米秆难以下咽，唯独认得谷草香甜。偶尔遇到上山下沟的差事，稍不留神就会趟崖，不死也残。所以陕北的地土生产条件，基本不需要马，可离不开毛驴。

 

× 驴这样的吃苦耐劳，却常不招人待见。农夫村妇凡口舌相争言语不合之时，尽将无辜的毛驴拿来说事儿：“把你个驴毬的…”，“瞧你那驴式子…”不胜枚举。而对马的不恭之语，除了“当牛作马”之外，一时还真想不起什么别的。连这也不过就是描述吃苦受罪的意思，算不得什么太大的不敬。驴到了穷途末路，也还得为人耗尽最后一滴血下了汤锅，落个“驴肉香”的美名。不到万不得已地步，有见谁吃马肉的吗？这背后的一个经济学道理，就是驴贱马贵！这个事后看起来并不太复杂的哲理，我是当年从大队书记老杜的嘴里听到的。

 

老杜是上头人，和前国军将领杜聿明先生自家。杜家的排序是“聿、致、成、芳、修”，论起班辈，老杜应是将军的重侄孙。将军出身自然是书香门第，同族的老杜却是个睁眼瞎，斗大的字认不得一升。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思辨认知，更不影响自信和魄力。记得插队后第一次开社员大会，照规矩当时发言者都要先执红宝书、背颂一段语录。老杜也不例外，开场白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理由。如果谁怀疑这条理由…，那他就毬也不蛋！”知青全部雷倒轰然，老乡们却面面相窥漠然，不知所以。

 

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老杜是在用朴素的眼光哲理，理解和诠释着社会、生活，甚至超现实的上层建筑 – 政治，典型的示例是在我们插队的穷村里推行大队核算。这在当时算得上政策性极强的一种涉关生产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转型的农村变革实践，县及公社的主张原则是根据具体情况自觉自愿，各队由社员自行表决选择决定。老杜自始至终是个坚定的大队核算派。

 

到此还得先简述一下我们这个山村大队的背景情况。大队下分三个生产组，其中一组和二组各为一个自然村，三组规模小，包含了两个自然村。一组大都是当地的老户，占据着一些土壤肥沃、便于耕种的地块。其余二、三组基本是外来户，但三组人口户数最少，地相对也较好。这种在同一个生产大队却贫富不均的状况，使得多数人家对大队核算心存疑虑。即使我所在的最为贫穷的二组，出于怕被人瞧不起的自尊心理，也不愿意与别的富裕村硬到一口大锅里舀稠稀。于是，人们的观点分成两派：支持派和反对派。

 

我们这伙儿插队知青在三个生产组都有，尽管核算这个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并不大相关，加上刚到村里许多问题确实搞不懂，白天下地干完活，晚上硬着头皮还得跟着村里开会到半夜三更，忍受着昏暗油灯下的长短烟锅冒出的乌烟瘴气，满耳充斥着听不懂的陕北方言哇哇地吼着争吵呐喊，我们几个有强打着精神努力聆听并认真做记录的，也有毫不在意歪在炕头打盹睡觉的。终于，各组的结果总算基本吵出来了，一组不同意；二组持不置可否，核算也好，不核算也罢，反正横竖不求人；三组态度本也不大明朗，但滋要开会，话语权就被老杜在高点占领了，谁能说得过他呢！

 

到了汇总各队意见开大队干部会的时候了，老杜摆开舌战群儒的架势，开始了滔滔不绝地演讲：“…农业社搞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小队核算，结果生产上不去，一亩地就打个三、五斗。一组、三组仗着地好些儿，人少些儿，就能吃饱了？还不是照样有人家儿将过了年，不出正月就和队里借着吃，年年垒着塌饥荒（欠债的意思）的。受苦人（指劳动者）就害哈（知道）‘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姨娃娃热炕头’，到头一辈子还是受苦的命，这都是小农经济旧脑筋。毛主席老人家尔格（现在）把这伙儿城里大学生打发到俄（我）们这稍沟里来，就是图得个小农经济，和受苦人一搭里（一起）睡热炕？这都是些见过大世面，要做大事情的人。我们不搞大队核算，不把农业社这个摊子做大了，对得起谁呢！这些学生娃娃怕也都跟着毁了。

 

…搞了大队核算，三个生产组亲兄弟、明算账，地还种各家的地，各生产组长管各个村的事儿，副组长抓起落（生产作息时间）；各组展开生产竞赛，年终大队统一分配；大队置台钢磨和柴油机，两三个人就把四个村的磨面问题解决了，把婆姨女子家解放出来，打坝淤地修水利，把几条沟治好，有上大几百亩沟坝地和塬地尽够吃了，一亩打上八、九百，一半千的，一亩沟坝地顶山洼地十几亩。像二组驴尾巴梁那号毬事的烂地，快快儿撂了，能种苹果种苹果，种不了苹果种洋槐；树枝括下（削砍）烧火，秋天落下一地的树叶，踏上去绵敦敦的，几泡儿（群）羊往里一拦，吃得可美气哩…”

 

老杜越说情绪越高，烟袋抽了一锅又续上一锅，在炕上坐的时间长了，改成疙糾（蹲）着，接着索性跳到地上继续。看着老杜眉飞色舞地宣讲，让人不由想到卡斯特罗，古巴革命推翻前政权巴蒂斯塔时，我们还上在小学。卡老那时还年青，据说可以一次连续在广场站着演讲七小时，让我很困惑，哪来的那么多的话呢？见到老杜让我服了，原来确实有这么能说的。一会儿扯到天上，一会儿又拉回到地下。一会儿历数着家族历史，毫不掩饰地抖落自己干过的儿事，一会儿又兴奋地联系到设想的大队未来规划。到底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他清楚地知道农民心里盘算的什么，顾虑的什么，期盼的什么。他知道如何打动他们，如何把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变化成通俗语句，并用最质朴的陕北方言表述。

 

会议从后晌儿开到半夜，路近的回家吃了口赶紧回来，路远的如老杜等就跟大队部所在的一组干部家里打顿尖儿，会议结果如同预先大家所料 – 全体通过，大队核算，一锤定音！

 

话说得这么多，怎么还没扯到马身上？其实并非跑题，穷稍沟养马，就是老杜大队核算施政纲领的一重要部分。老杜自述文革前干的几桩儿事里，有一宗就是贩马。他虽出身农户，却有着经商的精明脑袋瓜子。跑到上头内蒙草地置几匹马，吆到下边川道富裕的大村庄卖掉挣出差价，连资金都是赊的，空手套白狼。钱挣了点儿，架不住染上赌博又赔回去了，只留了顶“投机倒把”的帽子，无论春夏秋冬地捂在自家脑瓜顶儿。但养马、贩马能挣大钱的理念，在他心里可扎下根儿了。

 

（接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