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
李晓辉和我不仅是一个红卫兵的，而且都是在北京周边疯玩的逍遥派成员。
李晓辉属于那种有艺术气质的女生，皮肤白皙，细眉大眼。她的出生也有故事：她妈妈陪邓颖超出访苏联，坐火车去，长途的颠簸使她提前3个月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她那丰满的样子，还真看不出是早产儿。受家庭的熏陶，她不仅会用俄文唱《喀秋莎》、《山楂树》、《共青团之歌》等苏联歌曲，还会哼许多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晓辉也是天生的好嗓子，比魏柳堤的还好，属于那种甜美无暇疵的，彭丽媛和宋祖英那种。文革开始前，她也被军艺破格录取了（声乐系应招高中毕业生），不用参加中考，只等入学了。结果被改录到莫旗来了。
刚下乡时，我们经常让魏柳堤和李晓辉唱歌，有时独唱，有时重唱。歌声一起，把男生和老乡们都镇懵了，太专业了！
后来，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队长把李晓辉推荐去了，其实魏柳堤也应该可以去的。宣传队不是专职的，有演出就去，没事就回队里干活。
晓辉从宣传队带回一把吉它，晚上，我们弹吉它，吹口琴，她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歌声回绕在我们的茅草屋里，传出窗外。晓晖的歌声为我们枯燥的插队生活带来了快乐。
晓辉在北京时就自学医书，到了莫旗还一直练习针灸。下乡时，她带了许多日常药品，以及银针和艾卷。村里谁要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她。她胆子也大，拿着半尺长的银针就往穴位里扎，然后再给点药片。乡亲们都说她医术好，她却说，不是医术好，是他们相信我，给点Vc，效果就不错。所有这些都是无偿的，尽管那时大家都缺钱，晓辉得到的只是乡亲们的认可和喜爱。
张思思和我差不多高，有1米65的样子，圆圆的脸，两个粗粗的短辫悬在肩上。来莫旗前，虽然和张思思没说过话，但她们5班和我们3班门对门，人是见过的。印象中，文革前的张思思总是像男孩子一样穿着西式短裤，碎格子衬衣系在裤子里，手里拿着滋水枪，属于5班淘气的那一拨。到汉古尔河后我发现，在张思思貌似桀骜不驯的外表下，是颗敏感的，又善解人意的心。
文革最大的弊端就是异化了人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借用当今台湾政坛的话就是“族群分裂”。我们女十三中是个普通的学校，同学们来自——工人，资方，手工业主，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家庭。文革开始前，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很“和谐”，起码我自己没有出身的意识。文革后，出身论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我那劣根性也开始膨胀。对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趾高气扬，好像就自己革命。谁知没两天，我也成了可教育好子女了，在同学面前灰溜溜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身和5班的同学一起插队的原因。
在汉古尔河，张思思她们几个5班的同学完全包容了我，尤其是晓辉去了宣传队后，张思思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有许多推心置腹的交流。她谈了对社会，对我们这些曾经自命不凡的人的看法，谈了她们这些我原来不了解的同学的生活，还给我讲了她自己的家庭。
张思思的爷爷是张作霖的副帅张作相，解放前夕退出江湖，隐居天津。在那个以出身论英雄的年代，张思思心灵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
在汉古尔河，她像男孩子一样，喜欢学扶犁、赶车，而且一学就会。有一次我学甩长鞭，啪！一下子甩到站在旁边的张思思的嘴上，准确地说是牙和嘴角上了，顿时她满嘴是血，话也说不出来了，可把我吓坏了。好长时间，张思思的嘴角上，牙龈上，都涂着紫药水，她却自嘲“青面獠牙”，毫不在意。还好，没留下什么痕迹，才下来没几天，差点让我破了相！
张思思是我们几个车赶得最好的，每次去江边拉柴禾，都是她赶车。有一次，我们从江边拉回满满一车柴禾，她站在辕子上赶车，我和晓辉、李惠英坐在上边。天黑了，在快到村口的时候，张思思弯腰去拽缰绳，一下从车辕子上滑了下去，只觉得马车咯噔一下，像压了什么东西，吓得我们连忙从高高的柴禾车上滚下来，呼叫着往后跑去。只见张思思躺在黑乎乎的地上，问她怎么样，她说还行，我们不信：大马车从身上压过去，说还行？到第二天，张思思说真没事了，除了大腿上有个紫红的蹄子印，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满满一车的柴禾从肚子上压过去，居然没事？莫不是会气功呀！后来，老乡说，由于是先掉下去，然后车再压过去的，人有精神准备，憋了一口气，所以没事。这么说，那些气功大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啦！
后来，我离开汉古尔河当兵去了，张思思断决了和我的联系。我让我爸帮张思思离开莫旗，她也谢绝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高尚的人格和精神魅力，让你徒生敬意！结识张思思是我插队汉古尔河的最大收获之一，她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使我跳出了自己以往的小圈子，学会了换位思考，并善待他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19 17:15:0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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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6/19 17:0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