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快乐的老马 于 2010-3-31 11:16 编辑
父亲81岁了,自我记事起,3个孩子当中,父亲是最疼我的了,可以说他把一辈子的希望都放在我的身上.父亲小时侯家境不错,住在南京西路(现在的上海电视台边上)591弄的洋房里,爷爷是律师,翻译.奶奶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1950年父亲中学毕业,考上了华东军政大学,听姑姑说,哪天父亲穿了一身新军装回来,高兴的抱起7岁的姑姑要亲她,不小心因胸前扣子有点毛把姑姑的小脸蛋划出了血.到现在姑姑来看父亲时还说起这事.结果爷爷坚决不同意,说要把他带到香港去,父亲只能转而就读上海立新会计学校. 1953年,爷爷死在了上海提蓝桥监狱,奶奶也因病去世.只能从南京西路的洋房里搬出来,住到了扬浦区一家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后来又在长阳路租了一间阁楼,和在纺织厂上班的我母亲结了婚. 1966年,我小学毕业,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叮咛的一句话"你一定要考上格致中学",后来知道,这是他当年一心想考而没考上的学校.说这句话时,父亲的眼睛里饱含着希望.可是,每过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造反派抄了我们的家. 因爷爷的原因,父亲在厂里很压抑,爷爷的事他从来不讲,只能闷在心里.后来我到农村插队,招工,上学,入党,也一直受到死去爷爷的影响. 1970年,我去安徽灵璧县插队落户.父亲担心我在农村单调枯燥,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当知道我在农村当上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千方百计托人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给我.每个月15日是他领工资,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给我寄钱,从没有延误过一天,整整9年,每月18日.我在安徽的茅草房,总能听到邮递员叫我的声音,"汇款单来了".父亲平时的话不多,在给我的信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争取早日入党". 79年,我回到上海,父亲的心情好了很多,厂里调他到仓库当管里员,早晨6点上班,他5点就到仓库干活了,10年,天天如此.85年我参加市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平时不喝酒的父亲,晚饭时差点喝醉. 去年,他原来车间的领导,给他办80岁生日,来了近200位老同事,在饭店摆了20桌.每到过年,家里电话不断,都是给他拜年的.一个小百姓,亲戚,同事们还记着他,他说:知足了. 2005年秋,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拿出两份市红十字会的遗体捐献表格,淡淡的,不容商量地对我说:"签字吧".目光执着而又慈祥.我呆呆地看着他,一个字也说不出,父亲的形象在我眼中渐渐地,渐渐的模糊起来,可在我心里却愈来愈清晰.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妻和我商量,俩位老人身体不好,要人照顾,你就不出去工作了吧,日子过的紧一点没事. 在家里,父亲对母亲是言听计从,母亲动口不动手,50几年来.呵护有加,宠得母亲脾气见长,用上海话讲,母亲很"作".老夫妻几乎天天拌嘴,说对不起的总是父亲.去年,母亲"脑梗"复发,父亲更是不离左右,坚持每天帮她穿衣,洗脚,上卫生间也在边上持候着. 父亲耳朵不好,戴了助听器,用平常语气跟他说话也听不清.我在家时间长了,久而久之,跟他说话有时会不耐烦.说三遍他还"啊","啊"的,我的嗓门会提高八度,为这事妻和女儿没少说我,有时看着父亲"啊","啊",眼睛里会流露出象小孩受到大人训斥时感到委屈的样子,心里会一阵阵抽紧. 母亲又住院了,父亲每天上午要去医院.听着他出门下楼梯时的脚步声有点慢了,心里酸酸的.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下楼梯时的背影。那背影如天一般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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