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百分不算满分

一百分不算满分

                            ——为了忘却的纪念

感受到人生的低沉，期盼着命运的转机，不幸的是，当你积数年努力，认为可以交上百分答卷时，代表社会判卷的人，却以潜规则认为不算满分，剥夺了你的机遇，而且，同样残酷的剥夺将不止一次降临，你就像被遗弃在荒漠枯沼边的红柳，或在铺天的沙尘中匍匐枝条，期盼下一个春天，冰川多融些许，溪水将再次来临；或者，从心底厌弃这卷地的狂风，再也不愿苦苦支撑，因而愤然折干而去！

镜头摇回到1965年末的南京龙蟠里，昏黄的街灯在寒风中摇曳，临街第四中学的礼堂里正在上演独幕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已从“三年自然灾害”的低谷中全面恢复，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正在孕育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为三大革命服务”已在教育战线加强贯彻。当年，《中学生》杂志刊登了京郊一所中学老师集体创作的独幕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如以当时学校培育的思想情操来阅读该剧，十分感人：一家三个孩子，哥哥、妹妹与小弟，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学期考试一百分的成绩，在革干父亲的引导、教育和鼓励下，三个孩子的思想得到了提升，共同认识到，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社会要求面前，课程考试的一百分不算满分。我们四中的青年才俊张再禄老师精心挑选演员、精心执导，并主演了父亲一角。台上的剧情渐入高潮，台下的我，小资产阶级热情也渐被燃起，并一丝丝地升华为革命觉悟，与此同时，我也不时留心与我小学、中学同班的裴光中同学，他在剧中扮演“小弟”一角。“小弟”个子矮，单腿跪坐在桌边的凳上，一只手托着大脑袋，白晢的脸上一双稚气的大眼注视着父亲与哥哥姐姐的交谈，我至今还能记起舞台灯光下那明亮忽闪的眼神。

 好像是1963年秋，我在鼓楼区一中心小学刚升四年级时，裴光中同学从外校插入我们（一）班。当时我校是南京市小教6面红旗之一，自1960年我入校那年起，我校与琅琊路小学开始试点小学五年一贯制教学，我校刘英志老师是全市领受这项教学实验的两名重点教师之一，自一年级起全程任我班班主任，因此我们（一）班也成了全市的重点试验班。裴光中同学是从六年制的小学平级转来，按说我们五年制的课程快于六年制，但显然刘老师之前测试过他的学习水准。我班品学兼优的同学甚多，而坐在第一排的裴光中同学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班上尖子生中的尖子。每当市、区教育局安排外校领导与老师们对刘老师的教学课进行评审和观摩交流时，裴光中同学都是当堂答问的重点生之一。

转眼就到了65年的小升初考试，我们班一半以上的同学第一志愿报考十中、宁海等一类学校，裴光中同学当然地填报了十中，我也报了十中。作文考试，命题是《我的母校》，考前刘老师就推介过范文，还让我们习作过，自以为考得还行。算术（当时中学才叫数学）卷子到手，一看应用题都是熟活儿，就定心地做了起来。做毕时间尚早，就悠悠自得地检查验算，直到最后五分钟第二遍验算时，才发现两道分数小数混合运算题有错，都中了为粗心小孩设下的套子，顿时大汗淋淋！交卷铃响时总算从稿纸誊上了得数，可是出来与同学一对答案，这两题的小数点都错了一位！暑期返校，我耷拉着脑袋，而同学们大都高高兴兴。裴光中同学一向虚心，但有同学说，他竟悄然戴起了他姐姐的十中校徽。录取通知下来了，我被“刷”到了四中，而裴光中同学的通知书竟与我的一样！我们成了班上少数几个未考上第一志愿的同学。有了裴同学作伴儿，我也悄悄地抬起了头，在学校见到老师，也能故作难过后，“化悲痛为力量”地说要从失败中站起来。在家则直截了当地跟家母搪塞，看看，连裴光中也没考上。

四中开学了，新生榜上，我与裴光中竟同分在了（四）班，教室里面面相觑，心怀隐痛，都不愿问对方何以名落四中。我们的班主任常福禧老师对我和裴光中都很器重，开学后头几天晚上就对我们进行家访，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当年，四中的位置还算是城郊结合部，班上不乏岁数大的高个子，相形之下，继续坐第一排的裴光中同学，除在大小考试后，总会得到各科老师表扬外，平时甚为低调。

1966年寒假结束进入初一下后，我就越发贪玩，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幸好及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已经不是“一百分不算满分”了，而是要彻底批倒“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我们这些小皮孩儿窃喜称庆之时，老师们可就惨了，高年级同学在教师办公区的墙上刷上了大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高度概括了我校校史久，自旧社会留用老师多，落网或漏网右派多的特点。一次，看见一“老右”老师被同学们打得滚地求饶，我突有闪念：假如我的“老右”老爸还活着，或者，假如这“老右”老师的子女也在场……，猛又想到，这种念头正是大字报上批判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心里不禁打个寒颤，想逃离现场，又怕被人看出破绽。

8.18 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各地红卫兵和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学校停课闹革命，文革全面转向社会化，革命的矛头所指也从“地、富、反、坏、右”死老虎转向当权的“走资派”，各级党政组织遭受冲击，我校军干转业的孔亮校长也成了黑帮。大串联开始了，眼看着“红五类”子弟们组起了红卫兵，进京见了毛主席，我校几位非“红五类”出生的高年级同学极具才干地扯起了“红旗兵”的旗号，自称为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及时加入了这个组织，得以去了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的第七次接见。之后又约了班上不同拨儿的同学搭伴乘车或步行串联。可每次返校都未见到裴光中同学，听说他家也是“黑五类”，想必家人正在难中，故而闭室少出。我父亲戴“帽”及病故在外省单位，因而在文革初打死老虎时期，却免去了忍看家父成牛鬼。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也给南京示范了武斗，打垮“赤卫队”之后，“红总”与“八.二七”又产生了争斗，当年夏天，南京响起了武斗的枪声，“八.二七”被打出了挹江门，我校作为“八.二七”出城前最后的据点之一，据说曾遭到“红总”的重点围攻，陷落后被俘的守方同学自然遭到了攻方的收拾。

文革烽烟一起，家母就警觉地毁弃家父所有的遗物，断绝了与“高”成份亲戚的来往，武斗枪声响起，她更是让我们兄弟俩呆在家里。平时我也只跟住在附近的几个同学玩儿，一直到1968年，广播里响起了复课闹革命的声音，我们才又回到了荒芜的校园。很快，学校和社会又不断传播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学校工宣队先是忙着送高中及66、67届初中的同学插队插场，快到年底时轮到我们68届初中了，一天傍晚，工宣队召集68届初中部分同学在大礼堂开会，会场仅前半部亮着灯，前几排稀稀拉拉的坐着同学，一看都是本届年龄较小的，大都是52、53年出生的。我是54年2月出生的，当属最小之列。工宣队领导讲话，先是宣讲68届初中上山下乡已经开始，知识青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心里嘀咕，莫不是以为我们岁数小的怕苦，还要动员？然而，领导话锋一转：毛主席提出了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的课堂阵地也得要占领，你们岁数较小，学校希望你们留校升学。学校刚动员68届初中生上山下乡时，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玩儿的同班同学就相约组成一个插队户，如果我一人升学，其他人肯定要怪我，再说升学，读几年书，岁数大点儿不还是要下乡吗。我还在寻思着，台下早有同学喊了起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什么我们不能下乡？”这工宣队的领导现在要是回想起当时那一幕，肯定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他万不敢阻止“小将”们的革命要求，只好说你们要报名必须征得家长同意。我很奇怪，在会场未能见着裴光中，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报名去了泗洪县插队。

我七岁时父亲病故，其实自他被打成右派时，家境就惨淡了。既然升学后仍难免要下乡,还不如早下,倘若在农村能够混个生活,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家母受家父的牵连，也曾下放过农村搞社教，知道像我这么大的小毛孩儿在农村有得苦要吃，但毕竟儿大不由娘，只好盖章同意我下乡，还找人用废包装板给我打了一口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