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打不倒的张德贵

 

2003年春夏之季，北京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瘟疫，名曰“闹非典”。

那一年，父亲75岁，正在家写他的第十本书。

反正谁都不能出门，全家人得到了平时少有的朝夕相处在一起的机会。当时，在父母家躲非典的有我，一个侄子和一个侄女。

 

妈妈特高兴，每天指挥阿姨给大家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我儿子、太太和我家的阿姨，躲在我们自己的家。因为儿子马上要高考，成败在此一搏，两个女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他服务。

我早上起来看书，写字，然后教侄子侄女学英文。午睡后，我要么上上网，要么在碟册里挑出一两张经典大片看看。

那天，妈妈悄悄跟我说：“你看你爸，除了写书就是写书！你想个办法，让你爸爸转移转移注意力，干点别的好不好？”

晚餐在饭桌上，我跟父亲说：“爸，我待着没事，这非典闹的，也不能到院里上班，也不能带老师们出去干笔会。我有个想法，您看行不行？”

父亲说：“你说吧。”

我说：“爸，您看，您一生接触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您能不能列个单子，谈谈这些人和你们的事？您说，我记，汇集起来，让我编成文章，最后您再审查，咱们出本新书怎么样？”

父亲问：“你怎么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出卖妈妈，说：“爸，历史不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吗？你们的上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你们那一代人又有自己的故事，你们不讲出来，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去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是不是？”

父亲说：“这件事，让我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

我理解父亲，他的生活内容向来都有周密的安排，打乱他的节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过了两天，父亲说：“你的要求，我答应了。这样吧，我跟你说12个人，以1980年为期限，谈我在此之前的4位上级，4位平级和4位下级。你看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样？只有兴奋地连说好好好呗！

就这样，父亲和我约定，每天下午两点半开始，跟我聊两个小时。他说，我记。

非典警报解除后，一本名叫《父说子叙》的书，初稿就出来了。

 

父亲审查完，给我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这12个人，现在有的在世，有的不在世了。在世的，你把写谁的，直接送给本人审查；不在世的，送给他们的亲属审查，人家同意了，你再最后定稿。”

因现在对说某时期的事，有非常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这本书暂时还无法出版。何年何月出版，只有天知道。

前几天，偶然又翻出这本书的初稿，不由想起爸爸的音容，想起他给我讲这些人时的情景，不禁泪水涟涟。我忽然想到了咱们的中知网！心想：我改编一下，换种写作形式，说说爸爸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不是也挺好的吗？

好，下面我就给大家说说张伯伯的事情吧，题目就叫《打不倒的张德贵》。

 

张德贵，这是一个太普通的中国名字了，普通得让人都觉得有点土。然而，经历过内蒙古文革时期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他是跟北京军区平起平坐的大军区 — 内蒙古军区的一名少将。

1967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冤案，从此在全国，开始了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受此波及，内蒙古军区被“揪出打倒”了四个少将，即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简称“黄、王、刘、张”。

这四个人都是清一色的共和国开国少将，都是老红军，都跟毛主席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都打过日寇、打过老蒋，九死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们全被打倒了，过起了漫长的身陷囹圄，接受批斗的日子。

那两年，电线杆上、街道两边，凡是能贴上纸、写上字的地方，到处都是这四个被画了叉的名字，但是在名字前一定会有“打倒”、“批臭”、“火烧”、“油炸”这类字样。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你喊了无数声“打倒”，他就能倒的；也不是你写了无数遍“批臭”，他就能臭的。（注：以后凡是父亲的原话，我都加粗一些。）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恐怕被喊“打倒”、“批臭”这两个字眼，用得次数最多、频率最密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的名字，十几亿人喊了十年（其中邓小平是先被喊、后停，接着再被喊），结果怎么样？倒，自有人倒；臭，自有人臭。

历史，往往就是要跟一些人开玩笑，最后，幽你一默，嘲你一笑，让你反思。

 

张伯伯就是被千呼万喊过“打倒”的人，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倒下去。

 

我第一次见到张伯伯，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张伯伯到我家串门，站在院子里跟我父母聊天。他是方脸，皮肤很白，宽肩，厚胸，身体笔挺，四川口音。

从小在大院里生活的孩子都有一种本能，即从军人的气质、举止，口音上，就能判断出谁是老红军，谁是老八路。张伯伯走后，我问妈妈：“刚才那位伯伯是老红军吧？”妈妈说是，是刚从呼伦贝尔盟军分区政委职务上卸任，调回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首长，名字叫张德贵。“张主任跟你爸爸关系可好呢。”妈妈说。

“他们早就认识？”

“没生你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在我印象里，老红军出身的首长都是清一色的小个子南方人，像张伯伯那样，长着北方人那种厚实身材的老红军我还没有见到过呢。

父亲第一次见到张伯伯，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任内蒙古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的张伯伯，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内蒙古军区所辖的六个骑兵师里，了解各师的保卫工作情况。同时，他也在考察着每个师的保卫科长，因为要从中选出一名来，调到军区保卫部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