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自传体）璞玉浑金2--半个农民的脚印

   一九六八年的九月二十日，沈阳地区数万中学生打起背包，来到广阔天地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这一天起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拉开序幕。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年。为纪念这场运动，我把自己所写的回忆，录截取知青岁月部分发在这里，也许会唤起众多知青战友的记忆。

                                   半个农民的脚印-1

                                       （知青岁月）

   伟大的学者和导师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后，写下了长篇巨著《资本论》，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对研究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剩余价值的积累体现了财富。
   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评价人生的价值。但这并不全面。在这宏观的价值后面，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微观事物。并非所有的事物都能用财富来体现......试想，我们那一代人，一代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迫放弃了学业，用他们稚嫩的肩膀担负起了共和国的艰难，把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永远的留在广阔天地的农村和边疆。他（她）们的人生价值又是几何？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适者生存’那就是真理。

   一九六八年末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那年起一连十年，中国就有了这新的职业。大规模的“知青”在中国农村活跃了十年。
   一九七二年我中学毕业，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劳动生活了两年半。这两年半的人生经历刻骨铭心，让我终身难忘，那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艰苦的岁月锻炼出我坚强的毅力,造就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广阔天地流下过我们的汗水，在那里我们有过无奈，有过忧愁，但更多的是自豪。我对我是全国数千万知青中的一员感到自豪。三十六年过去了，知青这一称呼逐渐被世人淡忘。我们知青如今都已经五六十岁了，都到了退休或快退休的年龄，即将退出社会的主流，逐渐被世人淡忘。我想我们要告诉世人，人们不要忘记知青，不要忘记那一代热血青年。是那些失学的孩子，用稚嫩肩膀担起了共和国的艰难。

由于我下乡时间短，还不够合格的农民，所以我自我评价只够半个农民......

  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我接到学校发出的通知。我们将于十二月二十日出发到农村。二十日这天早上,同学马成山很早就来到了我家,帮我搬起箱子,我背着行李到了学校上了汽车，大约在九点钟我们就出发了。汽车大约行驶二十多分钟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陆家村。我们下了汽车，大队首先把我们安排在村小学校。等待大队领导给我们开会。天近中午时大队书记朱长贵带领六八届下乡知青王金友才到来。首先朱长贵说了几句欢迎的话，又由王金友谈了青年点的情况及条件。王金友说；“现在青年点里同学之间关系相处的都比较好,最要紧的是吃饭，也没有因为吃饭而打起来。”最后由李华同学的父亲代表知青的家长讲了几句话。会后汽车就拉着家长们回去了。父亲那天也来送我,当汽车就要开走的时候父亲对我说；“用的东西都齐全了,生活要勤俭些，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好好锻炼自己。”随后掏出两元钱对我说:“留着以备急用。”就上了汽车。我向父亲挥了挥手，目送着汽车开走了。
                   
   送走了亲人,我们到了青年点。这青年点由五间房组成，东头一间是男生住。南北炕，西边有三间,两间大屋一间小屋,都是南北炕，由女生住。男生和女生宿舍中间是厨房，叫厨房实际在北方农村都称外屋。由于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知青,原来的知青有几个被安排在老百姓家住了,我们就住在这青年点。本来早晨起的就早，吃的早饭也早,中午开会也没饭吃,等到晚上天就要黑了这饭还没吃。什么原因呢?谁也说不清，也许是贫下中农在考验我们的忍耐力吧。
  我们几个人闲谈着，议论某某人分到哪里去,他的父亲权力大，有能力。正谈着公社党委书记田书记来了。(那时他被迫由区长降至公社当党委书记)他走到屋里，别的同学都不认识他。这时做饭的老贫农便给大家做介绍,说公社党委田书记来看望大家来了。田书记一眼就看到了我，就问:“咱们区里干部子女有几个在这,竟是谁呀？”我说:“田叔，就我和李华两个。”田叔又问：“那他爸在哪个局？”我告诉田叔：“他爸在教育局。”田叔点了点头说：“你们新到的农村，是刚刚走向了社会，以后生活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比如洗衣服都要自己洗。不过，现在有洗衣粉，洗的时候可以多泡一会儿再洗，就会洗干净......”就这样闲谈了一会儿，他就说：“你们先聊吧，我还有事”。他便匆匆走了。
   当时我们这二十个人，有十个原先在四年一班。十个人是我们四年二班的。其中男女生各半，我们班的男生有马成山，王力.，李华，于学东和我。女生有冯仕伟，王红侠，汪娟，张春莲和李继红。一班的男生有赵昆（大个）孔兆喜，吴应林，陈可心，和谭忠力。女生有，陈蓝凤，程淑兰，汪玉华，苏玉凤，齐亚琴。由于刚来也没有什么准备，谁也没带吃的，大家都很饿了。我心灰意冷地躺在炕上昏昏睡了去，大约在晚上八点钟，马成山把我推醒了说；“快起来，吃饭了。”我们每个人都拿着饭盒等着打饭，那顿饭我到现在一直也忘不了。那锅高粱米饭就象枪沙般的硬，咬的牙直疼。我因为有两颗蛀牙，结果把一颗蛀牙嚼下了一半。菜是每人半碗炖猪下水。据说猪下水是公社特批的，每个新到知青的青年点给一副。饿了一整天，又吃了硬饭，这胃到了半夜就疼了起来，那滋味就甭提了。忍着点吧，别人都能忍着咱怕啥。不都是人吗......“这做饭的老贫农怎么不多放些水，多煮一会儿呢？”我心里想。
  这做饭的老贫农姓刘，叫刘洪昌。绰号叫老包，据说源于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的时候，他当过队长。干活儿时怕别人偷懒就把活儿包给某某人，给若干分。由此留下了名号。那时他是贫协主席。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时天都见亮了。我们几个在青年点外的大道上闲溜达，看着这村庄的地形地势。快八点钟，那老贫农来了，笑着问我们；“昨天的饭菜做的怎么样？”还真有那会拍马屁的人，连连称赞说；“大叔的手艺真好，好吃极了”。我看他那么说忍不住笑了。那老贫农笑着问我：“你笑什么？你就说好不好吃吧？”我回答：“好是真好，只是我的牙不好，还没有米粒硬呢，硬是让米粒把我的牙咯断了半截”。大伙相视而笑，那老贫农说：“饭硬经饿，饭硬经饿。”我心里想；“也没有这么经饿的啊。”

   第二天我们就被组织起来，听村上的领导说村里的情况，并由老贫农讲村史。大队革委会主任吕忠启首先介绍了村里的基本情况。他说；“村里共有九十八户人家，三百九十五口人，由两个小队组成。第一小队的社员大部分住在小河的北岸，第二小队的社员大部分住在南岸。大队党支部书记朱长贵，治保主任陆成林。一小队长于长富和赵玉全，二小队长朱延贵。全大队旧社会有富农一户，现已死亡。但有三个儿子还在。另有四类分子一人叫白永祥。一小队中农居多，二小队贫农居多，贫协主席就是给你们做饭的刘洪昌，会计吕忠福，电工赵长成，通信员老李头。另有刑满释放人员一人。全大队商姓居多。再就是吕姓，赵姓，廖姓等，陆姓只有一户。革委会付主任赵长林。每个小队各有马车六辆，手扶拖拉机一台。”
吕主任介绍完情况以后就由刘洪昌讲村史。这刘洪昌身为贫协主席，但他讲的话，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听明白，东一句西一句的既没有条理也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他在青年点做饭时说话我们都能听明白，这次开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只记得；“过去给地主扛活儿那阵子，吃的是高粮米饭水豆腐，炒盐豆子随便吃。但不让往家拿。要说那地主心可黑了，为防止长工往家带，炒完豆子就拌上豆油。”（如果往家拿时会油衣服。）
   听到这些就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个学校请老贫农给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那老贫农没文化，但口齿还好，上了台就讲。他说；“提起旧社会的苦，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过去给地主扛活那阵子，一天三顿粘豆包，不吃，那老东都不愿意。”这时那学校的老师觉得这老汉话说的不对劲，就走上台说：“贫农张大爷累了，现在就请张大爷下台休息吧。”没想到那老汉还真实惠，连忙回答说；“不，不，我不累，还有那六二年那给我饿的，差点没死了。”你说这老汉都讲的什么呀！难道是请他讲话的老师事先没给他说明白呢？还是没调查好呢？还有一次说开会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时，有位老农民上台批判与表扬搞不懂，还觉得自己挺有文化。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话一点不假，要不是刘少奇那三自一包给咱留下点儿自留地，那俺六二年就得饿死啊。”这时台下的人都觉得他的话有些好笑，便在下边偷着笑。这老汉不高兴了说：“你们笑什么？那是真事儿。刘少奇能耐大着呢，要不能当国家主席？”主持会议的人实在没办法把这位老农民请下了台。

   我们新到了青年点，地形和周围的情况都不熟悉，这时68届的老青年鲁树森便同我们说；“我领你们到处溜达溜达。”吃完早饭我便同马成山，赵昆跟着鲁树森向西走去，西面离我们二里地是六间房村，六间房村再往西便是九龙河，那河堤很高，河水已经冻了冰，河的西岸便是尹家村和尹家镇的尹家粮库紧挨着。我们在尹家镇上转了一圈。时间已过了晌午，便往回走。当走到九龙河的河堤前，从一栋房子里传来乐曲声。出于好奇我们就往里看，可能是尹家大队的青年点正排练节目。我说；“是练节目的，走吧。”不想那鲁树森说一句；“还穷欢乐呢。”我们谁也没往心里去，就走上河堤。这时就听见后面有人喊我们站住。回头望去，有一群人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棒子和乐器。我觉得不好，可能要打架就说；“赶紧下河堤跑吧。”那鲁树森硬充好汉便说；“怕什么，又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时马成山回头说了一句；“现在没工夫。等有工夫的再来。”当我们走下河堤走不多远时，从后来追上了四个人，有的拿着三角刮刀，有的拿着棒子。为首的是个大个子，上来就给鲁树森一拳。那鲁树森当时反应的挺快，撒腿就跑，把我们三个人扔在那不管了。赵昆嘴上挨了一个电炮，被打出了血。，马成山挨了个飞脚。我也被推到了一边。当时我穿的衣服很破，腰间系了一块大手巾，（蓝色的布）看上去与农民没什么区别。可能认为我是农民，所以没打我。手无寸铁的我们都没有还手，那四个人看见我们都没有还手，也就不打了。指着跑到河对岸的鲁树森骂道；“小子今天便宜你，等抓到你非把你腿打折了不可。”鲁树森远远的看着我们。那四个人又对我们说；“今天你们几个就吃了那个穿压格棉袄的瓜落。”（当时鲁树森穿的是黄色的压格棉袄）并又说；“你们还有什么能耐怎么的，还等有工夫再来。”这时我们谁也没有吱声。那四个人见我们都没有还手，也就没再打，往回走了。看到他们走远，我对赵昆说；“ 我说跑你们不听，如果真跑了的话，跑远了他们也不能追。这万一被打坏了，我们找谁诉苦。荒郊野外的根本没人管，死都白死。”这赵昆无言，悻悻的往回走。那鲁树森在前面等我们走近，同我们走到一起。我问鲁树森；“你跑什么？”“谁不跑哇，不跑等挨打呀。”“那先头我说跑你不同意。”我反问。“谁知道他们真打啊...”自认倒霉吧，我暗暗的想。便对赵昆说；“回到青年点谁也没提这事儿，就当摔了一跤磕破的。”赵昆默默无言。
  不想这鲁树森回到青年点后，就把这事儿说了出去。那些冒失的同学便提出要回去报复。组织了12个人去尹家。我们三个人谁也没去。鲁树森带着这些人到了尹家后，有两个人出去骂阵。开始时尹家青年点屋里出来个女生看了看就进了屋。一会儿工夫出来二十多人手里都拿着棒子和镰刀。那鲁树森看到人家人多，手里还都拿着棒子和镰刀，吓的他领着大伙儿往回跑。回到青年点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吃饭的时间都晚了。那做饭的老贫农很不高兴的说；“下回可不许干这种事了。”
   那时的下乡知识青年，这类事儿时有发生，并不奇怪。打架成帮结伙，可能是心理有压抑,觉得前途渺茫,是借此发泄的一种表现。他们都以人多势众取胜。单独一人出去，谁也不可能去打架。有人说知识青年是群胆，那是一点儿也不假。后来这鲁树森，我们大伙儿都不太理他。以至于到最后在生产队干活时，他和别人一样干活，队长也不给他一样的工分，成了万人烦。七三年夏天铲地时，他上工晚了，被队长训斥了一顿，不让他上工。憋着气回到市内的家里，不想他父亲又骂他说；“你看看，你们一起去的同学，别人都抽调回城了。你可倒好，也不好好干，总回家。”心里生闷气的睡去，一觉醒来便成了精神病。经多方医治也没有效果。在七四年办理了因病回流城市。是他弟弟到生产队拉走了他的口粮。他弟弟长的和他很象，开始时我差点认错人，还以为是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