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肖雁琳致卢法慧
法慧：
收到你的信，我简直要气疯了！
你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
俗话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事情败露了，怎么好意思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你是官迷心窍了，还神志上出了问题？
我已有三天没见到老魏局长了。三天前，我最后两次见到他时，觉得他神色晃忽，看见我好像是有意躲避。正巧，这几天我母亲因胃炎吐血住进医院，我大部分时间陪母亲，对魏局长的事没有过问。收到你的信才知道那天正好是他刚接到你的电话，所以神色不正常。大约是第二天，打济南调查你回来的两个人来找魏局长。据魏局长家里人说，那两人跟魏局长谈话的时间不长，到了下午就被通知带了被褥住到县委大院里去了。以后的事就没人知道了。
我估计，肯定跟追查“谣言”的事有关。所谓“谣言”，是我传出来的，这事要魏局长承担太不应该。当前，局里正开展整顿财贸队伍，各方面工作离不开他。再说，魏局长已是年过半百的人，又有高血压的老毛病，隔离审查坐班房他怎么受得了？……无论怎么说，这事也不该由他承当。就在我给你写信的当儿，我已打定主意去“自首”了（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了，我就说“谣言”是我听来的，我传的，要关，要押，要审查，干脆由我一人承担下来。……我母亲的病就拜托荣宝芬、刘忠、玉兰她们了。
我主意已定。你给我的信件都让卫生室小崔替我保存。你收到此信后再不要向这边发信。
愿你自爱、自重！
雁琳匆草
11月10日
200、肖雁琳致卢法慧
法慧：
今天是我被隔离审查的第三天。前两天，我一直想为你记点儿什么，无奈既没有纸也没有笔。今天我央求炊事班的田大爷在送饭时偷偷带来半截铅笔头，和一叠旧报纸。我只好把字写在报纸的天头地角上。因这里光线太暗，又担心被窗外监视的人发现，所以写得很不工整，而且也不讲究什么思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的干脆仅是只言片语。
11月10日下午二时许，我为你发了信，随即便去找宝芬、刘忠等，把照顾我母亲的事托付给她们，然后到医院跟母亲匆匆告别了一下。（我编了个谎话说需要外出参加什么会议——天知道我能参加什么会议呢？）这一切都进行得急如星火，约四点半左右，我来到县委大院，一步踏进临时组成的“追查谣言领导小组办公室”。那里有几个人正在翻阅什么资料，我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
“请问，商业局的魏局长是不是被你们关进来了？”
几个人一愣，相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个黄白脸子的人说：“你是干什么的？你问这什么意思？”
我说：“如果是因为什么政治谣言的事牵连到魏局长，请你们把魏局长放出去，因为这事是我干的，与魏局长毫无关系。”
黄白脸子说：“魏昌君的事正在调查中，他现在正在隔离审查。……”
我打断他的话说：“不对，你们搞错了。魏局长是替人受过。事实上那些所谓政治谣言都是我告诉他的。”
我说完这几句话，那几个人又是一愣，眼睛一个比一个瞪得大。
那个黄白脸子的人站起来，向我走近两步，自上而下打量我好半天，才说：“你是谁？你叫什么？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了我的名字，然后说：“我不属于任何单位，到现在我还是一个黑人，一个连户口都没地方落的黑人。要说吃住，我现在在商业局当临时打字员。”
那人说：“你怎么说政治谣言是你告诉他的？有什么证据？”
那时我很累，嗓子眼有点发干。我瞅了瞅靠窗有一张椅子，就走过去坐下，理了理有点散乱的头发。这时旁边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把为别人倒的一杯白开水递给我，正好不热不凉，我一口气喝下去，顿觉心口里轻松了许多。
我说：“要从头说吗？”
黄白脸子也坐下，一边点头一边“嗯”了一声。
于是，我就把那天晚上和你一块到魏局长家吃水饺、讲笑话的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备说一遍，还把你回去后如何根据我说的政治笑话整理成文字、如何交给郭良成以及后来由你供认了魏局长，并打电话恳求魏局长代我受过，都说了个明明白白。说这些的时候我说得很慢，重要的地方我还作了重复，希望他们能听得清楚。
我说完了，他们几个人彼此对望了几眼，有一个人还流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那黄白脸子从抽屉里抽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匆匆记了点什么。写完了，把本子合上，一边旋着钢笔帽，一边问我：
“你这样空口白说，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魏昌君确实是代你受过？”
我预先料到他们会要证据的，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就很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魏局长因为俱已承认便成了既成事实，我不能救他出来，反而把我自己也白白送上门来，那样我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早有防备，我把你11月3日写给我的信，包括你所附写给魏局长信的草稿全带在身上，我把它们取出来让他们一一过目。这么一来，他们才算深信不疑了。几个头头到套间屋里叽叽咕咕合议了一下，又打了一个电话请示了某人，那女的就出来，对我说：
“小肖，既然情况是这样，那就只好委屈你一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后边的小院里。”
说罢，便让我跟她出来，在我出屋的时候，我身后又跟了两个男的。我想他们大概是怕我跑了而专门监护我的吧。于是，我就被安排在这栋老房子里来了。
这里是一个老式的四合院，不知经过多少朝代了，岁月的剥蚀已使那墙根基的青砖变成一个个的空洞，房顶上的五脊六兽被砸得残缺不全（这无疑是文革之初“破四旧”时的功勋），房檐瓦缝里长满了干枯的蒿草。正面厅房走廊里镂空的木格子花窗也被捣得七零八碎。从窗口往里看，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彩旗、匾额、宣传牌、捅破了皮的大鼓、“文攻武卫”时的木棍，还有旧的笼屉、用过的花圈，上面布满了尘埃和蛛网，不知多久没人来过，连门上挂的铁锁都已是锈迹斑斑。西厢房是炊事班田大爷的住处，东厢房和我同时住进来两个看守。我被关在厅房东山犄角旮旯里一间小小的角房里。里面只有一桌一床，床上一领凉席，铺盖是他们派人从商业局打字室把我的那套搬了过来。屋里阴暗潮湿，墙上的泥皮不时地脱落下来，发出簌簌的声音。墙脚下有老鼠出没，即使大白天也敢出来，而且不是一只两只，常常是数只，鱼贯而出，沿墙根追逐，有时也发生鏖战，三五只老鼠打成一团，发出唧唧呷呷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有老鼠，所以就少不了跳蚤。刚住进来那一夜，跳蚤咬得我几乎整夜没睡。
在这里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各有半个钟头放风时间，我可以出屋走动，但不允许走出这个四合院。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叶早已落完，光秃秃的枝桠像一双双巨手伸向天空，在料峭的寒风中颤栗。房顶上的蓑草被刮得东倒西歪。我在阴暗中闷得时间长了，乍到阳光下倍感亲切。我喜欢在厅房的前廊下晒太阳，哪怕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也不舍得浪费这温暖的阳光。坐在走廊里，能听到墙外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声音。往日里聒噪的汽车喇叭和嘈杂的人声吵闹，现在听起来倒显得格外亲切。由此我想，一个人，当他（她）失去自由的时候，才觉得自由是那么重要。同样，当一个人不能与他人交流感情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孤独，什么叫寂寞。
我住进来已经三天了，除一名看守向我收取了十元钱十斤粮票做为伙食费外，还没有其他人问过我什么，仿佛已经把我给忘了。我不知道全县牵连“政治谣言”的人共有多少，他们分别被关押到什么地方？更不知道老魏局长的半点信息。我曾试探性地问过送饭的田大爷，可他说自己只负责为我一个人“捎”饭，并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人被关押。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自投罗网了，而魏局长再放不出去，那就等于我白白地送上门来。只要老魏局长能够早早地放出去，我自己的事，就无所谓了。
我母亲的病况如何，当然也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我相信有宝芬姐和刘忠、玉兰她们，还有我家里的二妹三妹，由她们轮流看护母亲，与我在跟前也差不许多。只是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我今天的真实处境，不然，她会为我担惊受怕的。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一张报纸转来转去地写，空白的地方几乎都写满了，还不知道这“信”将来能不能到你手中，更不知道你看得耐烦与否？
雁琳
于1975年11月12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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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6/15 14:5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