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知青》电视剧为何难以感动“活化石”？！——（知青晓岗）

                    《知青》电视剧为何难以感动“活化石”？！
                                                   （知青晓岗）
      平时很少观看国产电视剧，因为对那些泛滥胡编乱造的“宫廷剧”、“生活剧”、“功夫剧”和“谍战剧”极为犯腻。近日偶然得知央视台开播《知青》电视剧，好奇看了一下，却不料没了兴致。尽管剧作者倾力“煽情”和一帮没“上山下乡”经历的“帅哥靓女”们竭力表演，但因剧情和自己的知青经历相差太远，最终还是未能耐着性子看下去。关注了一下网友对此剧的反应，似乎与自己感受一致。大多网友对此电视剧质疑有余，赞扬欠佳，甚至有网友发出要“封杀”此剧的呼声。由此看来，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事实是《知青》电视剧难以打动人心的症结所在。
     《知青》取材较大，编剧者宣称要以“理想主义”基调创作这部电视剧，其实不言而喻，作者所谓的“理想主义”创作基调，无非也就是为迎合“主旋律”而创作罢了，否则此剧开播先不说由不由网友们“封杀”，至少在央视的“黄金时间”就难以获得“特播通行证”。究竟如何编好这部电视剧？又怎样赢得有过“知青”经历“活化石”们的共鸣？恐怕应该是《知青》电视剧作者应该加以思考的问题。电视剧开播不久，由于剧情的真实程度差火候，甚至又因剧情中过多地进行了“粉饰”和“弘扬”了理想主义，不禁令人有些失望，终究又因剧情的不真实而愈发难以被人们所接受。更为严重的是：剧情所表现的内容对人们如何认识“上山下乡”的性质起到了误导作用，甚至还“忽悠”了下一代年青观众。以致有些后辈看了电视剧后一时对“上山下乡”心血来潮，竟然“想当知青”，有的还欣喜若狂地认为“上山下乡曙光”再现了。
         知青“上山下乡”的形式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就已在我国出现，但这仅是一种知青个人返乡和小范围的支边行为，而且都是出于个自愿。政府对此只是鼓励支持，但不强制推行，即便集体去边疆也是属于一种编制性安置。客观地说，当时的“上山下乡”在一定程度上对缩小城乡差别和推动新农村建设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与“文革”期间大规模、强制性推行“上山下乡”有本质上的差别。“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为错误的。邓小平对此评价：“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应该承认：“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尽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也不排除有一些知青是出于“自愿”参与“上山下乡”的。无论是强制也好自愿也罢，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有无必要去推行？历史对此自有公论 。      

       笔者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读过一本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描写知青题材的《征途》长篇小说。小说以“文革”盛行的“高、大、全”创作手法塑造了一位名叫“钟卫华”的“理想主义”知青形象，具有鲜明的“粉饰”和“拔高”色彩。确切地说：此部小说已经不是文学作品了，是一部纯粹的政治读物。然而在当时却被赞誉为“完美展现”了“文革”期间“青年一代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焕发昂扬的精神风貌”，“是一曲壮丽的革命青春的颂歌”，“是声讨刘少奇一类骗子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战斗檄文”。小说中描写的知青“钟卫华”与当时在“上山下乡”中牺牲的知青金训华很相似。小说对人物的塑造加以了理想主义色彩。现实中的知青金训华为打捞被洪水冲走的电杆，竟不顾他人劝阻，毅然跳入洪水中，最终献出了自己的性命，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大壮举。但在对其赞赏之时，我们也不能不给以这样的反思：为捞一根电杆，难道还要搭上一个知青的性命？这样的“理想主义”壮举值不值得“歌颂”和“赞赏”？倘若此部小说作者至今健在的话，恐怕他也会对“塑造”这一“理想主义”人物加以反思吧？
    《知青》电视剧所表现的大部分内容基本局限于兵团圈内的知青生活。描写圈外知青题材也只能靠第二手材料，因此免不了就会有“编造”成分。既然是编造，就会失真。因此也难以令人信服。说实话，兵团知青与插队落户知青相比，无论从条件或环境各方面都优越得多。笔者曾下乡的地方虽然也是一个小型农场，但每年“春插”和“双抢”农忙时必须回生产队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时间是自己最艰辛、也最难熬的一段时间。生产队离县城不远，但极为贫穷。一个工分只有八分钱！村民对我们下乡知青大部分还是表示欢迎的，但有些村民认为我们下乡是“走一下过场”，更有些人对城里人抱有敌视，巴不得城里人全下乡，要不就全死光！
    《知青》电视剧里塑造了一位令人可敬的村支书形象，可笔者下乡见到的无论是公社书记和还是大队书记都与电视剧里的“书记”离谱太远。公社书记是一女性，原是一名山村里的“村嫂”，只因有几分姿色，被原任公社书记“色眼”物中，一举将这位围着灶台转的“村嫂”提到公社书记的宝座。此女子胆大狂为，刚上任不久就为“普及大寨县”大造业绩，竟然连续几年冬季调动全公社人马大搞“改河道工程”。结果劳民伤财，不仅毁掉了大片良田，而且挖出的河道既不通水又不蓄水，一事无成。大队书记也为女性，是一个既没工作能力，又大字认不了几个，话更不会说几句的女书记，但这位女书记吵架骂人很厉害。如果说公社女书记是凭“姿色”登上宝座的，那么大队的这位女书记“姿色”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笔者到现在一直都没搞清此女子如何能当大队书记？（此人在“文革”结束后竟服毒自杀）。大队副书记为人凶狠，而且还是一个“色鬼”。记得有年挖河道，恰巧一天因下雨没出工，许多人涌到河边乘船赶回家，只因一时乘船人太多险些翻船。而乘船的人当中却又偏偏有一位是被“下放”回乡接受改造的“黑五类”子弟（好歹也算是个“回乡知青”吧）。此事非同小可。大队副书记第二天就在工地召开批斗大会，并将那位“黑五类”子弟揪在台前，狠狠指责他，说大家急着乘船回家都是他领得头。说完还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踹了“黑五类”子弟一脚。笔者到现在还记得那位“黑五类”子弟被踹后一副委屈、无助、又不能申辩的哀楚神态。这位副书记以后因调戏大队女干部而被撤职，如果不是慑于知青政策的保护威力，很难说他会不会仗着色胆对女知青们下手。如果不是笔者的亲身经历，谁会相信“知青”年代贫下中农的 “地方官”竟然会是这些货色！这也正是笔者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的一个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