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林小仲《梦随风万里》文摘之二十：梦随风万里

            梦随风万里

我18岁到27岁，曾在大兴安岭的群山密林中，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在阿荣旗那个难忘的小山村，度过九年的知青岁月。与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伙伴的命运一样，我们像春来秋去的大雁，1968年9月我离开北京，1977年7月历尽艰辛又回到了北京。

一、谋生从临时工做起

我能搭上知青返城的末班车 ，应该感谢我的爸爸林诗仲，是他经过多方努力，帮助我办好了一切返城手续，1977年7月，我终于告别了插队九年的呼伦贝尔，回到了北京。

我的父亲出生在美丽的海南岛文昌，少年时随爷爷下南洋去了新加坡。1947年回到南京求学，结识了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妈妈胡文鸾 。 南京解放后，他们双双参加了革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们先后参军赴朝作战。我爸爸在朝鲜战场五年并荣立战功。他担任英文翻译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板门店谈判，目睹了和平到来的历史时刻。

1955年前后，我的爸爸、妈妈先后从部队转业，爸爸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影公司。文革前曾多次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妈妈被分配到师院附中教书。 

十年动乱的文革中，爸爸这位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那里烧茶炉和撑船放鸭子。1976年11月，爸爸终于结束了近十年的流放生涯返回了北京，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可怜天下父母心 ，他的情况稍有好转，就惦念因他们受牵连还在乡下插队的我。他费尽苦心把我办回了北京，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在语言大学借了一间宿舍，并在学校行政处为我找了一份临时工，让我有了一个临时栖身之地。 

北京语言大学是座新建的大学，学校多处在施工，因此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钢材库。我们的任务是把那堆得像座小山的角钢、螺纹钢、圆钢、钢管从露天处用推车推到新盖好的大棚里，然后分门别类码放到多层的铁架子上。这些钢材份量很重，大多都有十米左右长。跟我干活的一共有四个人，都和我一样是返城知青， 钢材库的力气活对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有知青经历垫底，什么困难都能扛过去。 那些又脏又累搬运水泥的活我们也常干，特别是遇到水泥袋突然破裂那就更惨，浑身上下的水泥面和着汗水，人就像泥猴一样。辛劳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只是每月二十多元的薪水，比我插队时的收入还少，但毕竟是回了北京。

在我干临时工那段日子里，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辈—— 语言大学副院长邱及，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教诲。邱伯伯是我爸的老朋友，他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资深的泰国华侨领袖。他为人平和坦诚，且文学功底颇深。他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时常告诉我要看得远一些，要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那段难耐的日子里，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激励我后来考上首都师大政教系，并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夜大学习。

天无绝人之路，1977年12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局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 这是一家有上千人的国营企业。与我同期进厂的有两百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进厂后第一课是让我们这些青工挖办公楼的地基，也许因为我是知青党员，工厂选我当了这帮人的头。二十多天基建劳动结束后，青工们陆续被分到各个车间开始了学徒生涯，我却幸运地留在了工厂劳动科 。

刚到劳动科，就遇上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企业的调资工作，在大锅饭的企业体制下许多人工资很低，文革十年长期得不到调升。但是，调整工资又有名额限制，加之文革派性造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尚未完全消除，因此，调资成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工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牵头，劳资、人事、工会、宣传等部门参加的调资办公室，我被留在了厂调资办公室 。那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好多人为了要求涨工资到调资办大哭大闹，那种场面看了真让人心酸 。我的任务是：写简报、发简报、填表格、了解车间动态， 为厂领导提供准确的信息，为本次调资能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在尽我所能。 

调资工作结束后，我留在厂劳动科里 。劳动科是企业的一个重要部门，负责工人调配、培训、工资、考勤等工作 。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追随陆士娟科长，开始了几百人的招工工作。 我们拿着劳动局批准的招工指标，几乎跑遍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一家一家的商谈，看档案，与拟招聘人见面谈话。当时北京的各街道办事处都积压着数以千计返城的知青，我们经常被那些期待求职的人们团团围住。看着他们一个个渴望的眼神，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但名额有限，我确实无力帮助那么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辛劳奔波和认真筛选，我们终于完成了四百多名新工人的招工工作。

由于我办事认真负责，赢得了厂领导和师傅的好感。招工结束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陆师傅出于对我的关爱 ，建议我先去食堂当库工。 于是，在陆师傅和厂领导的精心安排下，我在羊绒衫厂当了三个月的库工，职责是分管食堂仓库。当时羊绒衫厂有一千五百多人，食堂有几十个人。原来的食堂管理员和库工把账务搞得很乱，人们对此意见非常大。 

我在农村当过三年队长，统筹安排是我的所长。我接管后，没多久就把那间上百米的库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出入库帐也记得明明白白。最让那些大师傅们开眼的是我能将近二百斤的大米袋子，背几十米给他们送到操作间里。没事时我也常去餐厅帮个厨，日子过得倒也乐陶陶。三个月后，我这个库工转正了，正式拿47元的月工资。之后，我先被调到厂行政科 ，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厂党委宣传科工作，开始了我企业干部的生涯。 

否极泰来，1981年我的好事接踵而至：一是我报考文字校对的国家外文局《中国建设》通知我被录取；二是厂里告诉我北京市纺织局工会准备借调我去工作；三是年初时，我在报上看到《中国青年报》公开招聘记者，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团中央青工部的勾德元部长和张宝顺副部长（现安徽省委书记）在报名者的简历材料中选中了我。在我外出不在工厂时，团中央的张宝顺副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陈传书（现任民政部老龄委常务副会长）亲自跑到工厂外调看档案，厂党委和人事科为我说了不少好话。他们回去不久就通知羊绒衫厂，要调我到团中央机关工作。

1981年7月 我告别了工作近四年的北京羊绒衫厂，告别了那些爱护帮助我的师傅们去团中央机关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