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演 戏

        知识青年下农村，从经济利益出发，农民们有看法，有抵触。但从文化角度着想，他们也想听听城里的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特别是队里的一群青年人，盼着我们能给他们枯燥的文化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空气。我们进队没几天，与社员刚刚有一点接触、认识，他们就主动来找我们，希望和我们一起开展业余文化活动。

        那时我们刚参加体力劳动没几天，尽管队里照顾，只安排我们干一些轻活儿，我们仍然感到十分累，一休息就想躺下不动。一天中午，我们刚吃完饭，想躺在炕上放松放松筋骨，几个青年社员进来了。出于礼貌，我们坐起来与他们打招呼。谈了没几句，就扯到演戏上，原来是想拉我们和他们一起演。我们四个男生在学校里都没参加过文艺宣传队，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只是有点业余爱好。倒是组长H会点小提琴，还带了一把下来，不知怎么被他们发现，于是今天就找上门来了。H打开琴盒，给他们拉了几个曲子。他们既为那“歪脖拉”的拉琴姿式感到滑稽，又为小提琴那纯正优雅的音色所倾倒。于是他们的热情更高了，立即向我们介绍村里的几位戏剧尖子和他们的特长。

        东北地区冬天昼短夜长。为减少吃饭占用白天时间和节省粮食，人们冬季普遍吃两顿饭。晚饭（下午四、五点钟）后不久，天就全黑了。晚上没事干，年轻人精力过剩，就凑在一起排戏。既是一种消遣，也可以避免年轻人聚众赌博，所以队领导相当支持，特别安排民兵排长具体负责组织。

        其实我们十个知青说不上有什么文艺才干，只有个别人在学校里参加过当时流行的“文艺宣传队”，其他人基本上是门外汉。可是社员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从北京来的学生演节目理所当然的个个是能手。有一次一群社员起哄叫我跳舞，我说不会跳五（舞），只会跳六。大家说跳六也行，于是我就倒背着手，在地上一圈一圈地转。大家叫起来：“这不是跳六！”我说：“不是遛（六）是什么？！”

        刚开始排节目社员和知青互相不了解，不摸底，就排些小节目。记得有个小节目二重唱《老两口学毛选》，歌词都是些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但男、女声对唱时要互相称呼“老头子”、“老婆子”，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也很逗人笑，所以社员们很欢迎这个节目。“老头子”由知青组长H扮演，就地取材弄点老玉米的须须粘在鼻子和下巴下边，再用墨笔在脑门上勾画几条皱纹，找个旧皮帽子一戴就行了。“老婆子”就是妇女队长。演出后第二天，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跟在H屁股后面叫“老头子！”、“老婆子！”，赶也赶不散，越赶叫得越起劲。

        还有个节目叫《不忘阶级苦》，是文化革命中很流行的节目。剧情无非是贫苦人家穷，地主老财上门逼债，把穷人家的女儿抢走抵债，还打死了老父亲。表演时有说有唱，有武打有舞蹈，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只要不离开剧情就行。上场的人物比较多，正面的有老贫农、老大娘、小女孩，反面有老地主、账房先生、众狗腿子。知青和社员都扮了角色，社员赵玉演老贫农，知青YY演老大娘，JS演小女孩，我演老地主，H扮账房先生，几个青年社员（共同特点是脸都相当黑，身体相当壮）演狗腿子。化妆也是就地取材。化妆品就用黑墨汁和红、白广告色，社员们就是化妆师。化的妆相当夸张，但效果不错。比如说画狗腿子，用墨汁在嘴的四周画一个比真嘴大四、五倍的大张着的嘴，两个嘴角咧到了耳朵边，并且是一高一低。再在黑色里面用红色勾一圈，就是一张血盆大口，似乎要把人活活吞下去，倒也怪吓人的。

        有的化妆方法令人难以忍受。比如画大胡子，用墨汁把整个下半个脸全部涂黑。等墨汁干了一收缩，皮肤被收得紧紧巴巴的，张嘴都吃力。后来我们想办法改了，不再连成一片地涂，用毛笔密密麻麻地点，点得密了，就象胡子，但皮肤不再有被拉紧的感觉。

        伴奏音乐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不忘阶级苦》的调子。排了几天，就在本队公演，一炮打响，社员反应强烈，不少中老年妇女还真的流了泪。不久大队开干部会，还特意让我们这个节目去演。演到狗腿子打死老贫农、抢走小女孩时，YY演的老大娘突然凄厉地一声尖叫“我的老头子……”，接着扑倒在地。排练和以前的演出时没有这个情节，可能是她演得太投入了。演出场地很狭窄，又挤了近十个人，YY这一扑，正好扑倒在我脚前，这下我可为难了，如果绕过去，与剧中人物不符。也是情急生智，我从她身上迈过去，又用后脚象征性地踹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小节目演出成功，知青和社员们的劲头就更足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排大的节目，即演成本的戏。

        当地人对看评剧的兴趣极大，对演评剧的兴趣就更大了。当时“全国八个戏”，实际上只有《 沙家浜》、《红灯记》和《海港》三个适合于社员演。《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中武打场面多，没有相当的武功演不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乐《沙家浜》想也不要想。其它的剧目不让演。只能在这三个中选了。剧本就用当时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样板戏剧本，台词、唱词全面照念照唱。唱腔是“因地制宜”。几个常演主角的社员肚子里都有几套常用的唱腔。告诉他（她）剧情、台词，他可以根据剧情，角色感情和台词，选用一种或悲或喜，或急或缓的唱腔配合台词，慷慨激昂，有板有眼地唱起来。伴奏的也不含糊，演员一开口唱出几个音，他们就会配上音乐，拉弦的、吹笛的、打板的全都跟了上来，一台戏就象模象样地唱开了。

        第一个排的是《 沙家浜》，用评剧唱腔，演出后很受欢迎。于是又排《红灯记》。这时京剧已经比较普及，很多人能听懂京剧，不少人会哼唱其中不少唱段。大家决定这次改一改，唱腔或京或评，由演员自己选择，会什么腔就唱什么腔。这么一改为知青开了方便之门，我们不但可以演只说话不唱的角色，也可以演需要唱的角色。正面第一主角李玉和由本队青年高玉明扮演，YY演李奶奶，青年社员贺玉珍演李铁梅，H演喝粥人。我演反面第一主角鸠山，鬼子兵由过去的狗腿子们扮。服装道具就地取材：用柳条枝扎一个大盖帽的框子，外面蒙上一层纸，刷上墨汁，就是李玉和的铁路大盖帽；桅灯，又称风灯，把玻璃罩四周涂上黑色，只留下前面涂上红颜色，就成了李玉和的红灯，平时把灯光拧到最小，需要时把灯光拧大，马上可以大放红光。

        当时演样板戏有个理论，叫“三突出”，就是要极力突出第一号正面人物。我比高玉明高出大半个头，为了突出他，到了台上我只好弯腰、驼背、曲腿，整个一只大虾米满台乱转。

        排练多日，《红灯记》上演了。临上场时有人提出鸠山应该戴眼镜，全村只有高玉明一个人戴眼镜，就把他的眼镜给了我。高玉明本来是高度近视，大约一千多度，在以戴眼镜为耻的农村，他也不得不戴一副大圈套小圈的酒瓶子底似的眼镜，否则不要说干农活，连走路也成问题，人称“高瞎子”。他的眼镜给了我，他成了真瞎。我戴上这一千多度的眼镜，也跟瞎子差不多了，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影影绰绰只见人影晃动，鼻子眼睛全分不清。这倒好，两个正、反面主角瞎了一对。《斗鸠山》一场，我有个打电话的情节（电话是从大队借来的真家伙）。我走到放电话的桌旁，还不错，不用摸，一把就把电话抓到手里，可惜耳机拿反了，电话线朝上，话筒贴到耳朵上听筒对着嘴。我们的观众真不错，既不起哄也不笑，于是我在毫无知觉中煞有介事地对着听筒又下命令又骂人。高玉明也不比我强多少。李玉和与鸠山斗智斗勇后，黔驴技穷而气急败坏的鸠山下令对李玉和用刑。这时候按剧情规定李玉和应该有个动作：摘下铁路大盖帽，用手指轻轻弹去帽上的灰尘，又吹吹，表示对鸠山的极大蔑视，然后再戴到头上，昂首挺胸从容下场。高玉明也是这样演的，只是到了弹灰时，不知是首次公演心情紧张忘了那帽子是纸糊的，还是眼神不济距离判断不准，弹的劲儿略微大了点儿，把纸糊的帽子顶弹了个洞，他也不知道，就戴着开了个小天窗的帽子从容下场。睁眼瞎的我当然也不知道，只顾着站在台角呼哧呼哧生闷气。

        事后，大家告诉了我俩，我俩自己也忍不住捧腹大笑。这次演出虽然闹了点小笑话，但演员们演得认真，观众们看得满意，大家都觉得过了把戏瘾。

        在本队演出成功，消息马上不胫而走，邻村也来邀请我们去演出。这当然与现在的“走穴”不同，邀请方没有任何招待，最好的待遇就是套辆马车接送。演出方也不提任何要求。没有车时就自己步行，化好桩，带上乐器道具，走几里地到演出地点，演出完再走回来。

        这些农民观众也真可怜，为了看这场业余水平的演出，得在露天忍受零下二十几到三十几度的严寒。因为演戏只能在冬季农闲时排排、演演，开春后农活一忙，谁还有精神和时间去排戏演戏看戏呀。有一次到四、五队演出，原来准备演一个《红灯记》一个《海港》。那天晚上天气奇冷，演员一下场，就跑到屋子里烤火。乐队的可苦了，只好戴上手套演奏。演完《红灯记》后，演员、乐队都喊冻得受不了了，就去和观众商量，少演一个算了。这时观众们也冻得够呛，不少人脸皮发青，嘴唇发紫，有的小孩子青鼻涕拖了一两寸长，用“惨不忍睹”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听了我们的“安民告示”，观众们一致反对，大叫：“不行，不行，再演下去！再演下去！”没办法只好继续演下去。演的时候采取压缩，也就是偷工减料的办法，少演了一场。完戏后，观众们围着我们不肯离去，嘴里还念叨着：“少演了一场，少演了一场！”似乎吃了天大的亏。

        除了演戏，农民还非常喜爱和擅长扭秧歌。演戏是少数人演给多数人看，扭秧歌人人可以参加。听说文革前农村里扭秧歌很红火，逢年过节时各村都要扭，男女老少齐上阵。各村之间还要比着扭，各村的秧歌队到临近的几个村去表演亮相，比试高低。扭秧歌时还要穿上彩色戏装，扮成古装戏中的各种人物。文革一来，农民们喜闻乐见的扭秧歌被批判成“四旧”，不敢再扭。扭秧歌的戏装有的被藏起来，有的被变卖。六九年初，“九大（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面要求要有“举国欢腾，全民同庆”的场面，农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扭秧歌，这可是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的最佳形式，不知是谁提出来的，马上得到领导们的首肯。我们过去只是天安门广场、舞台和电影银幕上见过扭秧歌，实实在在的扭秧歌这时候才算第一次见识。农民们非常积极踊跃地加入扭秧歌的队伍，场面非常热烈，也不知是真的在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还是想找回过去（指文革前）生活的感觉。我们知青也加入扭秧歌。女生还好，多少有些舞蹈细胞，跟在别人后面扭几下就学得象模象样了。男生可惨了，顾了手顾不上脚，好不容易脚踩上了鼓点，又忘了舞动胳膊，幸好是黑天，没几个人看见。扭秧歌和耍龙灯一样，很讲究队形变化。譬如把所有人分成长龙形的两队，两条龙或合或分，左右盘旋，有时还要相互穿插，不管怎么变化，两条龙丝毫不乱。我们几个在队伍里只能添乱，特别是两队穿插的时候，看着别人从容不迫地钻过去，我就是不敢向队里穿插，好不容易下决心往里钻过去，又和另一队的人撞个正着。我这里一停顿，跟在我后面的队形就全乱套没了模样。没办法，只好自觉地排到队尾，再怎么捣乱也不会影响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