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告密与陷害

     一九七四年，一封告密信将我置于不仁不义百口莫辩的尷尬境地。至今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那是上山下乡的第六个年头。随着招工招生的重新启动，知青政策有了些许松动。知青的家长们各显神通，竭力通过各种渠道让子女尽早逃离苦海。留守农村的知青除了少数是家中实在无能为力的平民子弟外，就剩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

        那时，散居各插队点的知青几乎都独处一隅形只影单，只有赶场天（周日）才有机会从四里八乡赶到场坝（小镇）上匆匆一聚。

        我插队的地方在湘黔边界深山老林中的独家村。每次与其说赶场还不如说是赶路，因为那条崎岖蜿蜒的山路实在是太长了,清晨出发赶到小镇已到正午。如果在小镇呆的时间稍长，天黑前就根本无法赶回自己栖身的小屋。

        因此，性格内向又不善交际的我变得郁郁寡欢更加孤僻，在留守知青中除了另一公社的挚友小青和友生外，再无可以交心的朋友了。

        又一个赶场天。一踏上小镇街头我就觉得不对劲：那些不十分熟识的同学的目光赤裸裸地流露出对我的轻蔑与鄙视；相识的同学也对我爱理不理，极力回避我的目光，有的甚至视如路人与我擦肩而过。

        我狐疑地在小饭店找到小青想探个究竟，但小青对此也一无所知。只好等友生来后再看看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终于盼来了友生。不等我开口他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他们说你是点水雀！”

        点水雀—告密者？我如五雷轰顶莫名其妙。

“你给知青办写过信？”

        “写过”，我没有理由否认：“这事小青晓得。”

         “我晓得”，小青立刻证实道：“那封信我看过，与别人无关，我可以证明安平不是那种人。”

        一周前我确实给知青办写过申诉信。在信中我竭力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家父（省水文总站的工程师）于1958年因言获罪，被判刑3年。但早已刑满留场就业，不再是“五类分子”，应该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不是黑五类，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范畴。

       我天真地以为，凭我的申辩和劳动表现（这从公社对我的屡次推荐可以证明），知青办也许会在“政审”时放我一马。圆我的上学梦。

       今天看来，那时的想法实在愚蠢之极幼稚可笑。因为否认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立论本身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否认的结果无非两种：其一，承认自己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二，证明自己是“不用教育就好的子女—自来红”。前者当然不是我的本意，后者却绝非我辈能享受的殊荣。

    友生让我知道了原委：上周确实有人在知青办看到用我的名字向知青办写的告密信，告发佘某（我们公社另一个大队的知青）曾经在镇供销合作社偷窃过一把小刀。

       这事此前我毫不知情，告密从何谈起？我真比窦娥还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