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我是文化人--------我的知青生活回忆

                                          引  子 
    

       我是文化人。 

       哆哆嗦嗦、颤颤惊惊写下这五个字,心里一阵阵发毛。我算是哪门子文化人？不怕您笑话,过了一辈子,家里没个书架。除了几本词典,就再没什么“馆藏”了。  

       春节这阵子打麻将,打一场灭一场。好友老刘说：“别整了,跟我上腾讯论坛吧,‘五十相聚’。我在那好几年了,挺好的,消磨时间。”听人劝,吃饱饭。我这一个字还不会打的脑盲,狠下心,用自己的小份子买了电脑。   

       网络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多月来,我如饥似渴、狼吞虎咽地浏览、读帖。被一篇篇生动、深刻进而华美的文字所陶醉和震撼,被网友们真诚、诙谐以及尖刻的回复所吸引和感动。  

       我几次找到老刘说：“算了吧,我退出,光看不写。我整的那些东西,小学生作文都不如,谁稀看？”老刘说：“别介呀,既来之,则安之。玩这个要有个良好心态,只谈自己情感人生,不和别人比文字高低。慢慢来,我现在也弄20多个‘精’了,还建了《文集》。”我茫然：“哪儿敢和你比啊！在集体户时,我就处下风,这么多年一个字也不捅咕,完犊子了。再说了,也不知道写啥啊！”老刘停了片刻说：“写集体户吧,这里基本都是下过乡的,写集体户有人看。这几年,我写了咱们户到大队的乡间小路,写了咱们钓鱼摸虾的乡村池塘,写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瓦匠老包,写了漂亮村姑春芳,还写了说书的穆瞎子。”我说：“你都写完了,我写个屁,我还能写过你？”老刘急了：“爱写不写。再说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能一样吗。”  

       于是,就有了集体户里狼哭鬼叫的《夜半歌声》。硬着头皮上吧。妈呀,还真吓着我了,那么个怂玩意,470多个阅读,一串子回复,版主还宽手善心地给了个“荐”。我又去找老刘：“还写啥？”老刘说：“我还得天天告诉你?你在农村整赛诗会,搞新闻报道,写毛笔字,当教书先生,做广播员,演节目,俏工分比我挣得还多。”我一寻思：“他妈对呀,那时咱们在乡下也算是文化人啊,这会儿咋都忘了呢。”整！题目就叫《我是文化人》。  

        整个屁！回家好几天,整了没有100个字。我1963年上小学,1966年就闹“文革”了,从武斗停课到复课闹革命,一下就是三年。天天在家割草养兔子,溜地瓜,拣白菜邦子,大字不识多少。70年上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我还患上了肺结核,休了一年学。回城后为了工作,混了张大专文凭。这算什么文化人,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又去找老刘,他说：“咱们过去都一样。别着急,慢慢来。写不出来,先放几天,总有写出来的时候。”  

       说到这,一点集体户的事也没回忆。我也想好了,闭着眼睛整吧,硬憋。也没办法再去找人家老刘了。使劲憋,说不上哪天一用劲儿,就憋出来了。  

 

                                                第一章    诗  人 
    

       时光真像奔流不息的长河,三十多个年头就这样汩汩而过了。我可以忘记每一个日子,譬如说我哪天入团,哪天入党,哪天进工厂,哪天相的对象,都有些模糊不清了。但唯有那天不会忘记,我想你也不会忘记。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地离开家,离开父母亲,一个人出去闯荡。那一天是1975年3月28日。   

       解放牌大卡车一路颠簸,把我们带到了吉林省德惠县边岗公社娄家大队一个叫周士福的屯子。周士福是个人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县参议员,解放时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的后代仍然住在这个屯子里。当然这都是后来知道的。  

       我们是插户。因为我们这一拨人都是历年没下,被一个叫做张李明（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的人集体轰下去的。我们同车六个同学。老王老马是68届的毕业生,还有四个74届的,头年夏天该下没下,第二年开春必须得下。有小王、小杨、我、还有前面说到的老刘。那时他就叫老刘。户里还有五个老同学,以后可能提到。  

       农村当时什么样子,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不会形容,老刘会。这几年,他把那个屯子描绘得不错,又是乡间小路,又是乡村池塘,风光如画。反正事到如今我也没看出来哪儿好。  

        在“老人家”说的那个“广阔天地”里,碰到的第一件农活是刨茬子。用捅锹改装成刨茬锹,锹口磨得铮亮飞快。那是累活,没体力是干不动的。我们几个知青一没工具,二没体力,只能跟在后面磕茬子。就像张飞一样,一手拿起一个大锤一般重的茬子,相互磕碰,把土磕掉,然后当做烧柴分给社员家。其实这活一点儿也不轻,主要是累腰。前面我说过,我得了肺结核,休了一年学。近1.80米的大个子,体重只有一百零几斤,典型的一根刺、豆芽菜。除了两个屁股,浑身没有几块肉,就别说肌肉了。收工回来躺在火炕上,一动也不会动了。没办法,只好干两天歇一天,硬挺着。  

       那天晚上天特黑。我和老刘躺在火炕上谈心,那时都叫谈心。忍着一天的疲劳和疼痛,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儿。我愤愤地说：“这什么世道,肺结核还让下乡,不叫人活了。”老刘一个激灵翻身坐起,用手狠狠地捂住了我的嘴：“兔崽子,确实不想活了？！”我自己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话要是弄出去,你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我还嘴硬：“反就反吧,左六儿也这么回事儿了……”老刘安慰我：“再干一阵子,顺过架来就好了。”  

       俗话说得太好了,“天老爷饿不死瞎家雀”。就在这当会儿,门吱嘎一声开了,生产队长周家二哥推门而进：“你们两个小子嘀咕啥呢？”我俩连忙坐起。二哥说：“白天我去大队开会,全国上下要学天津市宝抵县小靳庄办赛诗会。大队翻看了你们的《知青登记表》,顶数你俩字儿写得好,叫我打听打听你们,能不能整几首诗,明儿个送过去。”我一听,脑袋瓜子立马儿炸开了,心里那个乐呀！我也不谦虚了,“行。”上那几年破学,别的没记住多少,毛主席诗词倒记住了,看到过的基本上倒背如流。这就叫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跑。当然,这话也是反革命语言,不能和任何人说。  

       二哥一出门,我和老刘马上放桌子,点洋腊,铺纸,抽钢笔水。“整啊,赶紧整！”我一口气弄了五、六首。那时正值春耕,我有一首这样写道：“月儿躲树梢,星星眨眼笑。／队部钟声响,大地闹春潮。／扬鞭催骏马,犁出涌波涛。／人民干劲大,革命志气高。／吟诗赞时代,处处呈英豪。”赶紧拿给老刘看,老刘一笑了之。我不满：“你他妈也给我看看。”我一看,比我强多了。写的啥我现在记不起来了。那天我俩找《三十年前互赠诗》,上“五十相聚”,我在他那发黄的笔记本上看到了那些诗,我说：“放上去。”老刘说：“拉倒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全副武装,就差武装到牙齿。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姓徐,后来我们也叫他二叔。他拿着我们的东西看,我们忐忐忑忑地站在一边。徐书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手一挥：“有才,太有才了！娄家大队出了才子了！”现在有人说,“太有才了”是赵本山发明的,纯属扯淡。  

       当天晚上,大队有线广播现场直播“诗歌朗诵会”,我们俩立刻又武装到了牙齿。一通下来,还是我们最好。徐书记说：“明天你们不用上工了,先到大队十个小队赛诗,完了去别的大队。"
       夜很深了。我和老刘搂着肩膀一起往回走,一路又说又笑。满天的星星,哪一颗都那么亮。风很凉,但我浑身一阵阵发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们的“文化人”生活就算开始了......  

 

                                                         第二章  书法家 
    

       这几年,老刘研习书法。那天我去他家做客,看到他写字,我说：“有这能耐在乡下时用多好。”老刘说：“你愿意坐就坐一会儿,不愿意坐就赶紧走。在乡下,你整个破毛笔头子乱甩,能轮到我么？”我立即打住,不能再说下去了。    

       那年开春,我和老刘出去赛诗,一晃春播就算混过去了。初夏,漫山遍野都是刚刚冒出嫩芽的青苗,铲地开始了。第一个作业是搂夹板锄,就是铲谷子。一边铲一下,中路不动。农村干活有“毛”的说法,打头的“毛”起来,比跑的还快。    

        一天铲谷子,不知谁叫号,“毛”了。把我算坑苦了。全体劳力转移到第四个阵地了,我还在第二块田里运作。整个田野就留出一条垄,明晃晃地放在那里,丢我的呵碜。    

       队长二哥回过头来接我,看我累得驴（缕）脸淌汗,说：“先歇会儿吧。”我和二哥坐在地头。二哥不看我,仰脸瞅着没有一片云彩、瓦蓝瓦蓝的天空。他说：“看来你小子真是个“熊货”,给你找点儿活吧。”我以为放猪。二哥说;“放个屁猪,你放猪,傻子昌春干啥去？”我说：“那干啥啊？”二哥转过头,问我：“你会写毛笔字不？”我想都没有想,赶快回答：“会呀！”“那行,明天我买点纸,家里小子有支毛笔,你把生产队墙上那些破玩意儿重写一遍。”     

       第二天,我来到队部,看到了墙上那些东西。其中有队委会、贫委会、民兵连、妇委会等组织机构,会计、保管等制度,还有一圈儿大标语,早已破败不堪。我铺好纸,开始写。写一张一看,不行,团了。再写一张,还是不行,又团了。“操！你他妈败家啊！”一声厉喝,吓我一跳。保管员程大叔横眉楞眼,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么祸害,我得多少纸能够？当你们家呢？”我啥也不敢说,脸憋的通红。    

       临收工时,二哥来了。二哥看一看字,瞅一瞅我的脸。我觉得好象要扒我的衣服。看着看着,二哥乐了：“你小子行啊,这字还真有点张老先生的意思。”张老先生何许人也？没敢去问。只是心中说,行了,这点活儿,也别快也别慢,能靠几天算几天吧。   

        过了一阵子,大队革委会杨副主任来生产队视察。看到满墙的红绿纸,新写的大标语,立刻抬高了声音：“周老二,你行啊,找谁写的？”二哥大笑：“写这点东西还用找人？”“谁写的？”“集体户老孙,就是念诗的那个大个子。”“这小子多才多艺啊,明个儿叫他到大队,把卫生所药匣子上的药名都给我换了。”    

       第二天我去大队卫生所,看到了那些放中药的小抽屉。一个里面放三味药,外面是三个药名。我一看,标准的颜体,只是字迹模糊,有些看不出个来了。杨主任说：“这是十几年前张老先生写的。张老先生是咱们这儿有名的私塾先生,我们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他给起的,只可惜死了好几年了,连个后人也没有留下……”我肃然起敬,一个文化老人的高大身影出现在眼前。    

       我裁好纸条,把桌子放到药匣跟前,沾饱墨,一点一点临摹,写不好就重写。纸条小,也不怕浪费,觉得写得有些像了,才把旧的盖上。在心里说上一句：“老先生,对不起您了。”再写下一个。    

       中午在大队回不去,杨主任叫我到大队果园吃饭,大队食堂设在果园。我平生第一次和领导一起用餐。小米捞饭,大辣椒炒干豆腐,土豆炖茄子,油没少放。比集体户里老曹做的还香。老曹是老生,我们户里的大姐。那次怕领导笑话,我没敢猛撑。    

       写完药匣子,杨主任没让我回去。我又拎着小桶,装满白灰浆,挨个小队去写标语。房头墙头到处乱写一通,就是“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啥的。那年头还没有“计划生育”,也没有治疗阳痿早泄的“广告”。    

       写标语最便宜的是,写到哪个小队,就在哪个小队社员家里吃派饭。虽然那时农村贫困,但乡亲们格外热情,特别对下乡知青。记得一次在一个老乡家吃饭,老乡为我蒸了鸡蛋糕。孩子要吃,女主人不答应,把孩子弄得直哭。我心里不得劲儿,咽不下去,大嫂还一劲儿劝我多吃。临走时按规定要留下一毛钱四两粮票,但没有一家要的。后来,看见那些城里人买菜时和农民斤斤计较,心里就骂,咋不把你们都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永远也别回来。    

       干完这活儿回到集体户,看到老刘。老刘说：“行啊,我们肩膀子都晒秃噜皮了,你一天到晚凉快儿的。”    

        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总觉得好象欠了老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