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早春二月桃花红

 

早春二月桃花红

夏荷

早春二月，暖似阳春，一夜桃花红梨花白。血脉暖意涌动，我们一行八人，沿324国道，往九龙岭方向，驱车回青春驻地浮山农场，造访故地，寻觅足迹，拜访老知青、老场友。

都是花甲之辈：龙海一中1966年初中毕业；浮山农场1966年10月上山下乡知青；其中三对夫妇，源和容，发和琴，朴和我，美女菲菲，智多星佳宾；其中四个老三届一中初三年七班，三个四班，一个一班。

我们八人，离开浮山农场最久的是发和琴夫妇，将近40年了，还有菲菲也有30年之久。源和佳宾前些年刚赴农场，参加过欧阳书记的葬礼；我老公经常路过农场且就餐于浮山农场，和农场的老友走得近；而我距离上次回农场的时间，大概有七八年了，那时农场的境况不好，我很伤感。

43年前，2个多小时的车程，今天只走50分钟。不由想到当年，我们出入农场的交通情况：或走路，或搭班车，或搭拖拉机，或自己骑单车，或在324国道边搭便车，但很少人有自行车，出入农场非常不方便。今天的新新人类肯定不会相信的，步行20公里去漳州汽车站搭回石码的客车，是浮山农场石码知青的共同经历，走20公里路如家常便饭。

那年头，没有直接从石码到浮山农场的班车，回家和回场都得到漳州转车。漳州经过浮山农场的过路客车比较多，但往往从汕头那边过来，或者从洋奎工农厂那边过来，车子已经满了，回家不是一票难求，而是一车难求。

搭过路货车是另一种交通方式，但源说：“能搭上货车的是你们女孩子，我们男的只有走路的命。”的确如此，感谢那些过路的货车司机，免费带我们去漳州转车，更感谢自己的性别属性，不过当女孩子虽好，但危险系数也高，幸好那年头，人心尚古，没听说过女孩子搭便车发生过什么意外的故事。

舒适的车子，宽敞的324国道，平缓的九龙岭，快速而惬意，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味道。黄土路变成水泥路，闻不到泥土的气息了；被削平的九龙岭过于平坦，让人感觉缺少气喘吁吁和勇于攀登的回忆；被拓宽的马路，被开发的土地，将公路两边的风景毫无遮拦地送进眼里，倒让人觉得缺少一种神秘的猜想，风景还是留点神秘的空间有意思。

没聊几句话，车子已进入农场属地“牛舍”。自然风景之外，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幢幢崭新的洋楼，且非小洋楼，而是很有气派的洋楼，与九龙岭的大气互相映衬，跟我七八年前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于是心绪随绵绵雨丝飞舞起来。

老场友雁在农场旧米厂前迎接我们，岁月不饶人，当年英俊的小伙子，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了。紧随雁后面，老友重逢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心有灵犀一点通，雁知道我们要看哪些景色。

我知道，从那个石阶下去，就是当年我劳作过的养猪场了，赶紧拿出相机，连拍四张，养猪场虽然消失了，但记忆犹新，12年的经历，时空改变不了的阅历。

雁现在的家在旧米厂的边上，大抵坐南朝北，三房一厅，一个宽敞的客厅加餐厅，跟石码近郊的洋楼没多大差别。

一个大大的庭院，面对40几年前第一生产队的田地。熟悉的方位，熟悉的景色，而今看来吟来，心情完全不一样。

过去这个时节，正值春耕春播，春风春雨，蓑衣斗笠，牵牛握犁，弯腰插秧。而今，老第一生产队的农田荒芜了，只留存秋收季节零散的稻草束，故地故人，感觉自然落寞伤感。

据说这片农田正在等待新主人的到来，修铁路的缘故，程溪粗坑村的一些人家将被移民到这里。一个××主义新农村的兴起，又将载入各级政府的政绩史册，一代知青劳作的田间又将湮灭在历史的灰尘中，沧海桑田的无奈感油然而生。

女主人雁的妻子“牛奶仔”，我的老邻居家的女儿，很高兴将我们迎进屋里，看到雁一家今天的衣食住行，并不比城里人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城里人，颇感欣慰。

席间，我老公提议去看那个绰号叫“田鸡仔”的老知青，但没联系到。“田鸡仔”是1964年的知青，回城后又返回农场，如今只身隐居九龙岭。

“‘田鸡仔’好像被判过刑？”我问。源说：“是‘坏分子’，被判刑后留农场监督劳改。”所谓的“坏分子”，不过一些鸡毛蒜皮之过，“田鸡仔”的过错是睡懒觉，不爱出工，不听领导劝告，一个我行我素的好吃懒做者。好吃懒做者是怎样被上纲到“坏分子”的，“坏分子”又怎样再被上纲到“劳改犯”的，我们怎么解释，现代人都无法理解的，如果好吃懒做就要劳改的话，那当下的劳改犯更多了。

其实“田鸡仔”不过是个很有个性，很有思想的知青，他不适合劳作，更适合幻想。是时代拒绝了“田鸡仔”，还是“田鸡仔”拒绝了时代？历史走到今天，“田鸡仔”终于获得了隐居山林的自由。

此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九龙岭里面，看看“田鸡仔”是怎样孤独面对九龙岭的。但愿“田鸡仔”的心情，常年如春天的九龙岭一样，润泽和翠绿，沉静和宽广。

农场知青被判刑的还有个叫“丰”的64年知青，因为“早请示晚汇报”那阵子，劳累了一天的“丰”受不了“早请示晚汇报”的折腾，一怒之下，用烟蒂戳穿了林彪画相的鼻子，结果被判刑8年，蹲了几年的冤枉监狱，这是意识形态摧残生命的典型事例。

1973年“ 9.13”事件之后，“丰”被平反了。后来，回城后的“丰”哪里去了，干啥工作，我不清楚，只听说他后来当水泥工，在一处工地上“意外”从二楼坠落死亡，看来此人命运多舛啊！

稍事停顿，我们都迫不及待的要去农场四处转转。雁家左拐处，就是当年马副场长的家，出来看我们一行人的是马副场长的老婆，一脸皱纹密布，手里还掐着一根烟，但很健朗且神清气爽的。

后来，我老公听许场长说，现在最穷的就是马副场长夫妇了，每月靠马副场长二三百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但夫妇都是可爱的烟民。

马副场长的老婆见到我们，如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立刻哭诉着说：“老楷和‘饭瓢’都走了！”老楷是老马夫妇的亲闺女，“饭瓢”是老马家童养媳的外号。记得老马还有一个大女儿，长得很像老马，人头马大的，憨厚如儿，被64年知青戏称为“非洲象”，非常贴切的一个别号。

我给菲菲和老马的妻子照了一张合影。老马也过来了，我给老马照了一张个人照。九龙岭青山依旧，但老马夫妇满脸秋霜。老马显得忧愁一些，好像有心思要倾诉，但没说出来。而老马的妻子水花，像九龙岭下的一根不会思想的草，不知滋润，不知干枯，一副自生自灭但无忧无虑的态度。或许她是正确的，无忧无虑是九龙岭的本色。

拐弯的时候，雁指着一间老房子说：“这就是旧米厂。”今天的废物，我们内心的宝贝。赶快摄入相机里，“浮山农场米厂”清新地嵌入脑海中。现在，农场的人不种田了，洋楼一幢接一幢，但我还是怀念那残破的米厂和破损的风柜车，因为只有这个才属于老知青。 

从米厂沿漳浦方向走下来，——“下来”一词是以往的说法。以前米厂前面的国道，有一个坡顶，那块坡将农场一个叫“牛舍”的视线挡住了，所以去“牛舍”，我们都叫“上”，去场部叫“下”。现在那个坡已经被削平了，不再分“上下”了，我们还是习惯用40几年前的趋向动词。

老米厂的前面是晒谷场，我们都在那里劳作过。而今，农场的人都不种田了，有的稻田变成鱼塘，有的稻田出租给人种花卉，有的稻田现在是速成林的苗圃，有的稻田干脆荒芜了，晒谷场已经是无用武之地了。但今天的鱼塘、花圃、苗圃都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是春天那绿油油的秧苗，夏收秋收黄澄澄的稻浪。

习惯于43年前的路径，一路下来，老房子大多被洋楼取代了。二队许桂茂队长的洋楼、许场长的楼房、文化人张守忠儿子的尚未装修的楼房……农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许桂茂队长是最值得我怀想的老场友，他欣赏过我的手面活，帮助我将百多斤的稻谷从田间挑到晒谷场。从田间到晒谷场，今天走来，很近的小路，很优雅的感觉，而当年的感觉特别漫长，特别崎岖，全是那担女生肩上150斤上下、男生肩上200斤左右的缘故。

而那时，我们多小啊，刚初中毕业。去年，我将我们那张“1966年10月16日”上山下乡的合影寄给人民日报画展社，那编辑在电话里说：“看最后一排左一那个男孩子多小啊，像小学生，多可怜啊！”

但历史总要被遗忘，甚至被扭曲的，尤其是这“文+革”的历史，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湮灭在历史的浪潮中。

外孙女老这样提问我：“姥姥，你干嘛没考上高中啊？”当我回答：“不是我考不上高中，而是人家把我们赶去当农民了。”外孙女还是不理解：“凭什么呀，你可以不去的。”历史与当代的对话，没有客观的历史文本基础，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一代老三届人只能拜在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