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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人物］43 大队团支部书记丽萍

    （小说）江北川

     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我只去过两次舞厅。是因为我没有一丁点音乐歌舞细胞，根本就没兴趣。金老板盛情相邀，同事们一起去的。第一次在“金大地”的包厢里睡觉，还被小姐一阵挪揄：“老板，你来这儿睡觉，不如回家睡安静啊！咯咯！”

     第二次在“夏威夷”，我努力瞪着眼睛抵抗阵阵袭来的酒意。豪华包厢内外音乐如噪音，夹着打情骂俏、搂搂抱抱和纷繁杂沓的舞步声，真有点刺耳。当然，也有许多人就喜欢这里的声音，觉得这样才够味儿，才够刺激。

     突然，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不请自到，从她腥红的嘴唇中吐出：“老板，借个火。”

     我习惯地回道：“我不抽烟，没有火。”

“瞧，这茶几上不是打火机吗？哦！中华，我抽一枝？”她已从金老板的中华烟盒中抽出一枝，熟练地点燃，吐着烟圈。在暧昧的似明还暗的灯光下我认出了她，三十多年了！我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时光老人之刀怎么会把一个清純的农村美少女雕塑成这个样子呢？

太残酷了！再强悍的人间暴君、邪教魔头也不是时光的对手，是时光的残酷，也是时光铁面无私的公正。

      丽萍当时没有能一下子认出我，因为，我插队时体重仅63kg，如今的我已重达100kg。

往事如烟，往事有时并不能如烟！那是一个疯狂的岁月，现代造神运动史无前例，维护延续了几千年的优秀道德大厦骤然崩溃，人性中最凶恶、最残忍、最刁钻、最阴险、最自私、最无耻的一面反而有了广阔施展的空间，民族遭逢空前的劫难。“浩劫”期间，父亲的冤案，我们整个家庭被有人幕后操纵的“红卫兵”查抄长达两个月，许多明、清的字画、珍本、善本古籍被偷或被付之一炬。这些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卫兵正是品学兼优的哥哥与自幼顽劣的我的同班同学，面对古书、字画、瓷器、手饰、集邮簿等珍贵物品，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卫兵中竟不乏顺手牵羊者。史无前例的“文革”，青春献曝红如火的红卫兵小将们，如今你们和我一样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不知你们偶忆起那疯狂的岁月有何感想？反思过吗？不反思的人是没有希望从善如流的！不反思的政客、政党呢？

1966年的“红八月”，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大规模迫害，后来官方披露数据，仅在北京就打死一千多人，无一“革命小将”受到法律惩处，党报还欢呼“好得很”。死老虎打过打活老虎，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②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吴德1955年2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三年灾害”期间，吉林省被饿死的农民极少，在全国十分罕见，吴德功不可没。

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总理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后什么都没说，但是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还未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必须回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内部消息，从外面看，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都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并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就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更高的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100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中，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而且，更进一层，报纸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对话。毛泽东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大会以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远远不是仅仅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值得一提的卞仲耘还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的老师，江青和卞仲耘年纪相仿。但是，毛泽东和江青不曾对卞仲耘和一大批教员以及其他普通人被打死怀有丝毫恻隐之心。

      1969年冬，我与品学兼优而体弱多病的哥哥双双插队。次年春，年迈的祖母、母亲及两个弟弟又全家下放。由于丰家大庄双桥生产队吴队长的极力抵制，坚决不接受年近七旬的老祖母，镇上“上山下乡办公室”只好将奶奶的户口又重新迁回樊川镇。我们的知青点在丰家大庄的西边，全家的下放地却在丰家大庄的最东边，两处相距三里路。

     丽萍虽然姓丰，却不是年迈的老丰二所生。丽萍的妈妈人称丰二娘，身材颀长，一双杏眼十分迷人。梳的横S，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的头发纹丝不乱，数十年如一日。“上绞关”化不久，农村开始饿死人了，年方三旬的丰二娘去了上海做娘姨（保姆）。

     丰二娘不断给老丰二寄来食品、钱、粮票等，丰二与长子在家才熬过三年灾害得以活命。“文革”前，二娘还从上海给丰老二带回了一个漂亮的老姑娘--丰丽萍。

      1972年，17岁的丽萍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她遗传了她妈妈身上所有的优点，美丽、善良。她比她妈妈还优秀些，她是初中毕业生，有文化，还有文艺天赋。她的文艺天赋与杏花不遑多让。她的潜力比杏花还好些，杏花比丽萍大了整整七岁。丽萍演歌剧《白毛女》，扮相秀美，嗓音清亮，感情丰富，在全县的革命样板戏汇演中，深得好评。

     丽萍渐渐代替了杏花的位置。整个大队的小伙子无一不想娶她做老婆的，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罢了。连十分清秀也十分傲气的扬州女知青也在谈论、羡慕丽萍的衣着打扮。女知青蔚霞说：“她演白毛女，那破衣服穿在她身上，白头发戴在她头上，也掩饰不住她清丽撩人的眼神啊！这个丫头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