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农村插队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人最受学生的欢迎吗？既不是队长，也不是会计，更不是公社来的干部，而是邮递员。

文革中，每个同学的家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当然，形式是不一样的，出身好的，苦大仇深的，按那时的说法，是受到革命的洗礼，经风雨、见世面，得到了锻炼。出身有问题的，或者是有当权派的家庭，那可就复杂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每个插队学生都受到家人牵肠挂肚的惦记和关怀。同样，我们从繁华的首都到了贫瘠的农村，内心也是割舍不下温暖的家庭和慈爱的父母。尤其是那些被革命弄得支离破碎的家庭的孩子，内心的痛楚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当时能解决两地思念的唯一方法，只有通信。通过信件，孩子向父母倾诉自己的思家心情和艰苦的处境。通过信件，父母跟孩子叮嘱要注意的事情和家中的惦念。通过信件，把一家人的关系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通过信件，给那些受伤的心添加少许藯藉。当时，只有信件才能给我们带来丝丝暖意和希望。大家对信件的盼望，简直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杜甫在《春望》诗中写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你看，仅仅才三个月，杜甫就觉得来封家信价值万金。我们远离父母到异乡插队何止三个月，来一封家信得抵多少个万金啊？由此可见一封家里来的信在我们知青心中的分量了。

老宫，一位四十多岁憨憨厚厚的中年汉子，是负责我们那个村的邮递员。到农村时间长了，大家摸到了老宫来的规律，每隔五天，在上午十点左右，如没下大雨或大雪，老宫一准会出现在村口。一到那个时间，所有的同学，不管干什么，那怕正在远远的地里干活，也会放下工具，急匆匆的跑到村口，欢迎我们学生心目中的送信天使。

在一个老宫要来的早晨，大家早早的聚集在村口，凝神贯注地望着远远的山路，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各自盘算今天能不能收到家里的信。我记得在当时好像大家都不敢说话似的，好像一说话老宫就不来了。

慢慢的，远处山路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随着黑点的越来越近，那身绿色的邮递员服装也越来越清晰。这时有人轻声说：“来了，来了。。。。。。”大家雀跃了，话也开始多了，纷纷说出自己的祈盼，都希望收到的信越多越好。

老宫终于到了跟前，大家一窝蜂的把他围起来，七嘴八舌的问：“有我信吗？”“有我信吗？”焦急之情溢于言表。老宫是个有心人，时间长了他知道这些学生对信件的渴望胜过一切。事先，他就把每个人的信都归整好了，用小线给捆在一起，又好拿又好分。只见他一边用手挡住胡乱伸过来的手，一边说：别忙，都有，都有。”说着，拿出一大摞信，叫道：“某某某，你的。”话音未落，一只手飞快的从他手里把信夺了过去。就这样，一会儿的功夫，所有的信件分发完毕。有几个没拿到信的同学，带着疑问的眼光看着老宫，老宫拍拍手，带有歉意的说：“没了，下回，下回就来了，在路上呢。”说着，一偏腿，骑上自行车，奔下个村庄去了。

这时候你再看收到信的同学，性子急的或家里有事的，早已迫不急待的撕开信封，一目十行的看起来，看到高兴处，大嘴都咧到腮帮子上了。家里或有不愉快消息的，一付愁眉苦脸的样子，让别人看了心里也难受。没有收到信的，怏怏而回，一下收到几封信的，兴高采烈，遮盖不住激动之情。

下午或晚上，就开始了新闻发布会。第二天，北京发生的事，差不多就传遍了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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