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 包

老   包
老包是我当年插队时生产队的一个“特殊”社员，在那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代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我们到生产队开的第一次会议是带队干部和贫农老户长主持的，老户长讲本村阶级斗争的历史，讲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讲乡下人的生活习俗，这个已经是十二个孩子父亲的老户长，把我们这些新来的青年人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了格外的关心和爱护，在谈到阶级斗争时老户长特别提到了有一个叫包阜峰的社员，是城里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地地道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他的动向，监视他的一言一行，看着老户长那严肃的表情，认真的态度，凝重的语气，我们很自然就把老包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

紧接着是日复一日的单调而繁重的劳动，我们和社员们的接触也多了起来，自然也看到了老包，老包五十多岁，中等个头，一身干净的黄布衣裳，腰板挺直，说话嗓音洪亮，大眼睛，眼窝很深，叫人看不透那双眼睛后面到底有隐藏了多少复杂的经历，咋一看根本就不像个地道的农民，社员们也经常说起老包过去的历史。老包毕业于“伪满洲国”的高中，后在日本军队里当翻译，日本投降后成为俘虏，在战俘营里经过几年的改造释放出来后，分配在一个建筑企业当瓦工，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想起了他过去的历史，于是被揪了出来带高帽游街批斗，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下放到这个东北平原的小村庄劳动改造。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和社员们在一起春播，耥地，铲地，秋收，打场，在劳动和生活中我们和乡亲们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老包干庄稼活是个好把势，点种扶犁，赶车割地，和泥抹墙，盖房脱坯，样样通，但我们始终保持着十分的警惕，很少和他接触，象躲瘟疫一样不和他来往。

秋天了，集体户的房子要翻修，老包瓦工活好，队里让他带几个社员给户里修房子，干活平时沉默不语的老包好像换了一个人，砌砖老包把大角，别人有几块砖砌歪了，他瞪起大眼珠子让那人扒掉重砌，上房梁时老包亮出大嗓门喊号子，大家人拉肩扛劲使得齐，抹灰时最外边的一层由他抹，墙角线条横平竖直，强面平坦光滑，我们忍不住啧啧称赞起来，这时老包的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几天下来，我们在一起熟悉了，同学们和他开玩笑：“包翻译官，给我们说几句日语”，他犹豫了一下就说了起来，告诉我们这叫“谢谢”，这叫“吃饭”，这叫“你好”，之后好像想起了什么，嘴里叨咕着“不说了，不说了”，突然沉默不语到一边干活去了。房子修好以后，我们请老包和干活的乡亲们吃饭，从那以后我们和老包的接触也多了一些，老户长的话似乎被我们忘记了。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虽然不符合唯物论，生活往往不幸被它所言中。第二年，在老包身上发生了两件事。我们村外二里地，有一条小河，叫兴隆河，雨季涨水，一片汪洋，河床什么也种不了，旱季是一片空地，长满了野蒿杂草，春天的时候，老包在河床的最高处，挑土造田，围堰筑坝，竟改造出三亩良田，种上了玉米和大豆，眼看着绿油油的庄稼苗长势喜人，有膝盖高了，这事不知怎么让大队干部知道了，很快又汇报到公社，上边来人说，老包搞自留地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种的是“资本主义的苗”，一夜之间被全部拔掉，社员们议论纷纷，有说对的，“这样的苗不能要，历史反革命要变成地主了”；有说错的，“可惜了那麽好的庄稼，伤天害理呀”！老包看着地里横躺竖卧的青苗，眼里噙着泪水，蹲在地头，默默无语，一口接一口的抽着闷烟。这是他一春天劳动的血汗换来的，就这样化为乌有。

这一年的夏天挂锄以后，是社员们最轻闲的时候，没事了凑在一起，打麻将，喝闷酒，唠闲磕，老包托城里的亲戚帮忙承包了一项工程，为一家企业的锅炉房盖个大烟囱，几个闲得无聊的乡亲听说有现钱可挣，扛着行李卷就跟老包进了城。两个月后，工程完工，老包和几个乡亲兴高采烈的回来了，干活在地头的树荫下休息时，程家大叔一边掏出在城里买的“洋烟”给大家抽，一边神情得意的说着城里的新鲜事，周家二哥趴在队长的耳朵边上悄悄的说：“两个月，净赚了400元啊，在家干半年也挣不来呀！老包肯定比我们多，人家是工头啊”！老包独自一人在一旁卷着烟，脸上挂着微笑，眼角舒展着细密的皱纹。

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半个月，老包承包大烟囱的事又被上边知道了，来了几个人把老包带走了，之后是在全公社开批判大会，没收所得，罪名是:“拉拢腐蚀贫下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各生产队轮流检查批斗，大队还专门组织了宣传队，排练了表演唱，把这事编成大鼓书，走村串屯，宣传批判。足足折腾了一个月，老包这才回到队里继续劳动改造。出工的时候我看到他明显的瘦了，眼窝更深了，脸色蜡黄，沉默寡言，两鬓也白了许多，一脸茫然的表情，割地的时候常常落在后面，动作缓慢，气力不足，没有了先前麻利、娴熟的身手，也没人帮他。

后来，我到大队小学校做代课老师，吃住在学校，偶尔回集体户，也看不到老包了，听同学们说老包得病了。我最后一次看到老包是在集体户里一个冬天的夜晚。那天赶上周日学校放假，我回到户里住，外面下着大雪，我和同学们围在火炉旁，炉火正旺，炉盖上撒着一层玉米粒，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一阵阵爆米花的香味满屋飘散着，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说笑着，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老包，抖落了狗皮帽子和黄大衣上的雪花，手里拎着一个瓦罐，老包的背有点驼了，脸色灰黄，面容憔悴，眼神黯淡，青筋显露的双手有些颤抖，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户长说：“小杨啊，我病了，想用炉子熬两副中药，”户长点了点头，同学们给他端来了热水，他连声说着：“谢谢，谢谢”！眼角闪动着感激的泪花，一会火炉上的中药沸腾了，一时间，屋里充满了苦涩刺鼻的中药味。老包走了以后，户长对大家说，“今晚的事要保密，谁要说出去就是“汉奸”和“叛徒”，就别想在户里呆了”。当时屋里静极了，只听见炉膛里窜动的火苗发出阵阵噼啪的响声，我看到了同学们赞许的目光。从那以后老包隔几天就到户里熬一次药。

又过了半年，我抽回城里走进工厂的大门，开始了新的生活，1994年，下乡20周年的时候，我们几位当年的同学又故地重游，乡亲们热情招待了我们，谈话中说到了老包，乡亲们说，我回来第二年的春天，老包就患肺癌去世了，我们相对无言，我的视线移到窗外，外面是青砖红瓦，庭院深深的新居，是绿意盎然，一派生机的田野，是云开雾散，清澈明丽的蓝天。

如果是现在，老包肯定是勤劳致富的带头人，生不逢时啊，那个时代的悲剧。

问好槐乡，那个时代的悲剧，老包死不瞑目啊！

问好莫旗知青，这是发生在我们村里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