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古道游侠“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心理动因与历史必然性辨析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产生了分化。其中有一支叫做“平民教育”，倡导者陶行知主张劳力者劳心，劳心者劳力；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而同为平民教育代表人物的晏阳初，则远离政治纷争，专心平民教育。1920年于美国耶鲁学成回国后，献身平民教育事业，于1923年成立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各大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让几十万平民受益。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文盲主要是在农村，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为县级实验区，在动荡不定的中国开启了长达10年史无前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实验。在实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这一教育主张和他们所实施的工作包括：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他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以卫生教育救“弱”。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他积极提倡“博士下乡”，并以身作则，举家迁往农村。他的许多“海归”同事，舍弃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和当官升迁的机会，来到农民之中，希望能通过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算一类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青年”。据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五四后分化的新文化阵营各派共同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平民教育却一度被主流派说成改良主义，而另辟蹊径的他们其实是与主流派殊途同归。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和农民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他们又都眼睛向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不但毛泽东、陶行知、晏阳初等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就连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曾在日记中曾表示过这样的打算，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还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有三层意思。一是发动民众，唤起他们的政治觉悟，团结起来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社会的宏观环境；一是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接受现代文明，从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具体事做起，改善自身的微观环境；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完善社会政治理想，探索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一股历史潮流，为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深入，五十年代出现了上山下乡，到60年代末又发展为“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现在意义的“知识青年”。
写到这，我们似乎可以给“知识青年”下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义：本该在城镇升学、就业、生活，却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脱离原有的生活轨迹，以一种逆向流动的状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青年学生；当社会变革一旦终止，且生活状态恢复到正常，其“知识青年”的现实身份也就自然消失。
二、“知青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
要厘清“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知青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是不可缺或的重要因素。知青一代，指1968年后10年间有过下乡经历的知青群体，出生于抗战结束至建国初期约十年间，又被称作共和国同龄人。据统计，他们约有1700万之众，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要考察和描述他们的心理特质，首先要解决的是参照系。本文在考察“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共性时，不可避免会遇到其离散性，这时，主要以主旋律群体为参照，再参照其他群体。这个群体从人数而言并不是正态分布的中间，但他们的心理特质却与时代主旋律与领袖人格产生共振，决定了知青一代的初始命运。而要弄清“知青一代”的群体心理特质，又离不开他们所处社会结构和主流意识的分析，离不开对建国初头20年国际环境的考察，离不开现代中国国民性和领袖人格的探讨，离不开对近代中国历史惯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形成 “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源流和塑造“知青一代”性格特质的条件。
自1840年以来，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到日本侵华，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外国列强的凌辱，如梦初醒的有识之士探索着救亡图存之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那些温和的、理性的改良主张与实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历史无情地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对抗……直至最后的社会主义，每一次失败的变革总要带来一次更加激进的革命，且形式一次比一次惨烈。这绝非是当事者的初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尽了“渐进”和“改良”的最大努力，而历史却一次次选择了“激进”与“革命”（这恐怕与反动派的顽固和帝国主义的强大不无关系），因而也改变了中国以往的历史惯性，使之有了激进的趋势。历史博弈的残酷与复杂，也改变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温良恭俭让，造就了激进与麻木的国民性。鲁迅先生创作于1926年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高度概括了中国人复杂的国民性：主人—统治者的残忍和顽固；奴才—被统治者的愚昧和麻木；聪明人—无聊文人的虚伪和帮闲；傻子—叛逆者的反抗与激进。这种多重的国民性使中国的历史进程更具复杂性和悲剧性，造成了社会心理能量的悲情化。产生于1935年救亡时代由田汉词聂耳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几代中国人“悲情情结”的总爆发。14年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这很重要，标志着萌于“戊戌”兴于“五四”的中国社会的“悲情持续态”，在建国之际仍方兴未艾，将使中国的历史车轮仍以激进的方式继续前行。
三元里抗英、黄花岗72烈士、二七风暴、平江怒潮、周文雍陈铁军的爱情绝唱、瞿秋白方志敏的狱中绝笔、红军的万水千山、狼牙山的壮士英灵、解放军的南征北战……历史的苦难，历史的悲壮，历史的责任，通过教科书、文学作品、舞台银幕艺术形象和大众传媒融入知青一代的血液之中。新中国创建，共和国缔造者的思想理念成为了新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与广大人民群众朴素的翻身感和自发的首创精神形成合力，为医治战争创伤、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奠定工业化基础、建设现代科技与国防提供强大的社会心理动力。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共和国同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共和国缔造者的理想通过他们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领袖的人格，也深刻地影响着知青一代的思想和性格，涌现出“英雄小八路”、刘文学、龙梅、玉荣、金训华、张勇等新的时代人物。
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导致西方主流国家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造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半封闭状态，造成了知青一代与当时西方思潮的隔绝，造成了西方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互相妖魔化。但是，百十年来受尽了外国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民面对这种高压非但不会屈服，反而更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倾向。麦卡锡主义者在妖魔化红色中国的同时，却把“自由民主”美国的丑陋之最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妖魔化了自己。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华反共则帮助红色中国培养了红色的下一代。60年代的中苏论战，又使中国腹背受敌。这种压迫的国际环境，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对“知青一代”的精神层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之一。
意识形态的冷战，却并没有关闭介绍国外文学和学术经典的窗口。大量欧美、日本、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民粹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新中国（有些还被改编成连环画）。为知青一代提供了丰富的域外精神食粮。文革开始，上述书籍虽在图书馆和书店遭封禁，却仍在坊间流传，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广泛传阅，上山下乡后更是成为知青一代的精神食粮。在知青点，《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诗选》等书籍几乎被翻烂。这些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为知青一代竖立了终身的人文标杆，支撑他们度过一道又一道人生坎坷，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们。
1959至1962年，中国经历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知青一代的绝大多数都亲身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一些年纪稍大者还为父母承担了部分家庭责任。为了帮国家度过难关，那时在校的大、中学生农忙时都要下乡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
校外，知青一代的亚社会。由于建国前后的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不少学校实行“二部复读”制，半天在校上课，半天在家“开小组”。又由于五、六十年代住房普遍紧张，“知青一代”的课外时光大多在户外打发：成群结队地嬉戏、打闹，把战争影片的情节演绎在弄堂和街头。在制作航模、舰模的过程中憧憬强国梦。喜欢扎堆和群体认同是他们的特点。而凡是人群扎堆的地方总要有说了算的“头”，所以，独立和服从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在文革中，他们的这种群体认同、组织能力和服从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建国后17年的国际环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共和国缔造者的性格对知青一代心理特质的形成至关重要。那个时期家庭、学校、社会的教化对知青一代的思维、气质、理念、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的文革、上山下乡等对他们的影响是在已经初步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延伸、发展和变异。
领袖人格也对“知青一代”的心理产生着潜移默化。大跃进、除四害、社教、声援古巴、抗美援越、中苏论战、声援美国黑人，一桩桩一件件，领袖反叛传统、挑战权威的气质，耳濡目染地影响着“知青一代”。1964年，北京铁路二中校长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1966年6月6日革命小将开始向高考制度开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说：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彻底改革招生考试制度。该通知在青年学子中引起轩然大波，有茫然的，有如释重负的，有幸灾乐祸的，可表现在主流层面却是欢欣鼓舞。“知青一代”的民粹主义倾向被煽动了起来，并在其后的文革中被“四人帮”一步步引向极端。这是极其令人反思的。
如果说，“英雄小八路”、刘文学、龙梅、玉荣等还只是个别典型的话，那1966年底至1967年初，百万“红卫兵”小将举着红旗、背着背包，从全国各地步行到韶山、步行到井冈山、步行到延安、步行到北京等革命圣地的行动，则是以一代人的身份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英雄崇拜”的群体性格。另外，通过“步行串联”，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群众的生存状况，亲身感受了城乡差别，为他们从“红卫兵”小将转变为“知识青年”，做了历史的铺垫。
理想主义、英雄崇拜、群体认同、既反叛又服从，政治上的狂热与天真，这就是时代赋予“知青一代”的群体性格和心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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