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漫返城路

      初中一年级时，曾看过一本书，叫《雁飞塞北》。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万转业官兵集体转业到北大荒，与数万支边青年向地球开战，开发建设雁窝岛的故事。文中那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神奇，令人向往。那十万官兵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开发荒岛的故事，深深的吸引了我。

       六八年下乡动员工作开始后，我不顾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说，毅然放弃去离家较近的老改农场，而选择千里之外，远了很多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可是到了连队后，我并没看见，那穿着洗了发白军装的转业官兵，而是操着山东口音的移民，落差实在太大了，这让我心灰意冷，难以接受。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回家，绝不能呆在这个鬼地方。但是这个想法只能和几个知己说说，在那个高喊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口号的兵团，我的这种思想是会被批判的。当时每天想的是，怎样才能回家。工作上的积极表现，也是为了达到回家这个目的。上学的机会，连队仅有一个名额，不可能论到我。优秀的知青太多了，只好耐心的等待机会。指导员曾和我谈，你到被服厂当排长吧，我拒绝了。他又说你去食堂当司务长吧，我没同意。因为比较熟了，便大大方方的撂给他一句话，我只想有机会回家。

       奋斗了八年多，回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知道招工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时，立刻有种小鸟冲出了笼子，飞回大森林的感觉。 我踏着厚厚的积雪，穿过那片熟悉的白桦林，向车站走去。两行热泪禁不住流下来，用手擦了一次又一次，它仍在不停的流，索性不擦了，任它凉凉的挂在脸颊上。说不清是在留恋北大荒，留恋兵团的朋友们，还是庆幸自己，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

    文章贵在真实！实话实说，好！顶一个！

    老朋友，这段晚间一直在看缉毒的电视剧，那个电视剧知道，但还没看哪，也不知道拍的是否真实。

     返城之路曲折，复杂，我并没写全，我的招工名额被人替掉，我是后补名额走的，那故事长了。一直在写，但兵团的生活只占三分之一，或许是那些伤痛的经历不愿提起吧。金火鸟曾说，我有故事，我说长篇小说也要上下部。文化太低了，写不好，也就挑着写了。

      祝你健康快乐！

反城之路好曲折，

下乡伊始就琢磨，

八年积累心思密，

终于得到机会脱。

           谢谢龙版的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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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城算是一种意外，也是一个必然。

1975年，和我同一批下乡的50余名知青中的最后一名战友也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离开了生产队。这时的我算是放下了一个心思。

当初来的时候，我们这批知青中有很多人都是身体不好什么的，没被第一批下乡的组织者批准的。是我借用自己学校革委会委员的身份，从学校的军管负责人、校革委会副主任手里磨出了一张参加内蒙古知青安置工作会议的介绍信，又取巧到当时的市学生管理机构“呼三司中学红代会”那里换得了一张更加“权威”的介绍信，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当年(1968年年初)的“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弄到一批下乡指标，二是为了见见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已经下乡了的那些先驱者战友们。

会上，我见到了77年秋天从北京第一批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的以曲折为代表的十名知识青年的代表王静植(女)，当年11月份也是从北京到也是牧区的东乌珠穆沁旗插队的知识青年代表(名字忘了，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还有我们呼和浩特市首批到牧区插队的代表托娅(女，蒙古族)。

听他们讲到了草原的艰苦，更讲到了牧民的纯朴、憨厚与热情。我的下乡决心更大了。死活缠着内蒙古安置办公室的领导同意我们也到远离呼和浩特市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去插队。当时批了100个名额，后来到下乡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各地要知青的热情也高，增加到了150名。分为西乌旗40名，东乌旗60名，东苏旗50名。我就在前往西乌旗的40名中(下乡时的实际人数达到了49名，再加上不久后其中一位同学的妹妹带了个伴儿自己跑来加入，总人数达到51名)。

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到了知青开始陆续考虑回城的时候，我作为发起者总不能自己先跑掉吧。于是一个个地送，直到75年全送完了(这里包括选调到了旗里或公社工作的情况。反正都算是安排了)。

送走队里最后一个战友，我开始考虑自己的路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宜什么体力劳动。早晚都得离开生产队去城里过的。但总还没想好该怎么回去。

这时候，后来下乡到队里的知青们来找我“评理”了，让我说说他们当中该谁先被推荐回城。

这下子我才意识到：这些后来的知青们干脆觉得我就应该是开始安排他们离队了!我自己似乎已经超出了被考虑的范围了!

加上这一年我连续几次外出参加了一些知青方面的会议，总是忙于受委托写一些稿件什么的，也没有机会去寻找回城的具体途径。

当然，在这期间的自治区知青代表大会上，几位知青发起建议成立知识青年自己的大学的建议我也参与了，对它抱的希望很大。觉得那才是自己的最好选择。但当时锡盟知青办不同意内蒙知青办用借调的方式让我先去参加筹备工作，怕最后我还会再回到生产队去。于是我就又回到队里去了。后半年没了什么音讯，这个念头就又淡漠下来了。

1976年初，公社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准备安排我到公社搞“畜牧科研”，我卢这也就算是了，于是也就再不作其他打算了。

接着，公社派我到宝昌去学习什么“土壤化验”，一周的学习班，我去晚了，只参加了最后两天的培训，领了一个搞化验用的小箱子就回程了。

路过锡林浩特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到盟知青办去看看。结果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去年提议中的“内蒙古知识青年大学”(当时不知道全名是叫“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就要成立了，已经决定让我去担任学员兼工作人员。叫我立刻前往呼和浩特的自治区知青办报到。

就这样，我匆匆忙忙地回到公社，向公社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由于当时只讲到“学制一年，社来社去”，所以没人和我争这个名额。很顺利地就得到了批准。再急忙跑回队里，没见到队领导，只遇到一个队领导班子的成员，把情况向他讲了一下，反正一年就回来嘛，也没作其他打算，收拾了两个小旅行包，一包是换洗的衣物，一包是那八本马列选集和四卷毛选。向还在队里的几个小知青打了个招呼，当天就到公路边上拦了一辆去锡林浩特的班车走了。再从那里一路不停地赶到了呼和浩特。

到内蒙知青办报到后，还有时间回了一趟家，弄了一套行李。然后就跟着车到了学校选定的地方----乌兰察布盟的凉城县岱海青年农场。

那一年的经历，我已经在拙著《开拓，在这版沃土》中给予了记载。

那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又招收了一届一年制的长训班，还是四个专业。我担任了政治理论专业的班主任兼课任老师。这个班没办够一年，由于大批知青返城大势的形成而自动破产，提前解散了。

接着，学校又办了几期“《毛主席五卷》学习班”，学期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我又在其中担任了一门课程。

就在这段时间内，学校决定为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由于我在授课，学校派了专人到我下乡的地方，把户口什么的办回来了，还拉回了剩余的、被不知何人瓜分后余留下来的可怜的家底。

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城里人”。

    龙版年青时实在是太革命了，你的想法和做法，我是不能理解和支持的。文革中我是逍遥派，散漫惯了。所以到兵团后每日早早起来的军训，白天农活的劳累，晚上没完没了的会，很不适应，还好我总算坚持下来了。

    知青回城的话题说起来，每个人都有故事。

    回城，这在下乡后的第一年还不强烈，农村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够，再说当时也没有回城的消息。但几年后，插队的可以抽调回城；表现好加上出身清楚的可以推荐上学；有“关系”的可以转插、当兵；家里孩子少的可以办“困退”；有病的可以办“病退”；……知青越来越少，这时知青们坐不住了，“何时能回北京？”、“怎么能回北京？”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但由于当时的形势，这个想法，只能心里想，偷偷说，还不能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尤其是75年以后，整个知青群体想方设法回城，已经是大势所趋。有几个实在想不出办法，年纪又大的知青只有硬着头皮，在当地结婚，我们那里就有老高二的中专生先后结了婚。而一些“坚定”的“回家派”一直坚持不谈恋爱，尤其是高中生，尽管有人追求，也硬着心肠，一口回绝。有的直到今天仍是独身一人，可谓“时代误人”。

   我是七一年开始谈恋爱，当时两人就说了“不回城、不结婚”。一直到七四年底，她回城了，我仍在边疆。好多同学都说“吹了吧！你们不可能了。”我看“上学”的希望一天一天的渺茫，当兵也是痴人说梦，转插也是没有门路。七五年开始，在哥哥同学的“指导”下，开始办“病退”（我有一篇文章在《彩云之南》版，详细记录我的病退过程），直到七六年年底，回到北京。其中的艰辛也是难于述说，当时被“弄虚作假”“欺骗国家”一事，良心上受到极大的折磨，但“回城”的诱惑太大了，何况还有一个你深爱着的女孩儿在等着你！？

    总算“回城”了，但由于回来的知青太多，等了一年还未“分配”，年龄一天一天大了，女朋友也工作了，也该结婚了。终于，在1979年的春节，在我即将跨入三十岁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恋爱经过了“八年抗战”之后，结婚了。而后又是“两地分居”九年，1988年，终于她调来了北京。我们才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您说，我们这一代，多难啊！

 【坎坷回城路】

    经过了农村大风大浪的洗礼，回想起来，当初刚来农村时的那种立志要改天换地的火热激情早已不复存在，换来的却都是无尽的落寞和彷徨。
    其实，从我们下乡插队的第二年起，上面就不怎么提“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个词了。连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造成了城市工人的短缺，随着城市大批老职工的自然减员，工厂内年轻劳动力的缺口日渐加大。为了弥补和充填这种劳动力的缺口，国家又开始陆陆续续的往城里抽调知识青年了。
    以后是“社来社去”的大学也要知青，征集兵员参军也要知青，使农村的知青已经成了国家建设实际上的人力资源库，真是条条大路通广州，早已厌倦了农村的艰苦生活的知青们，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到现今的时代正在悄悄的在发生着某种体制上的变化。也都开始想尽各种方法，使尽各种手段都想离开农村奔向城市。
    就连当年刚下乡时写血书，流眼泪高喊非要“扎根农村六十年”的知青，反倒是头一批趾高气扬、衣锦还乡的先回去了。理由当然很充分：咱干得好嘛，当然得头一批走了。谁让你当初胆子不大不敢喊扎根来着？看看咱，党也入了，大队干部也当过了，这回还是走在你们头里啦，就是比条件你们也不是对手呀。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时招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过程。在一旦听说有招工指标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吧，到公社和县里走后门的、上队干部家串门送礼的、知青之间互相请吃请喝拉票的，也有那鲁莽人拎着匕首到处威胁大队干部的。
    反正说吧，都各自尽了所能能尽到的力气，都使尽了所能使到的招法，其目的只有一个——赶紧进城回家当工人去。在那一段的时光当中，大多数知青最憧憬的就是：每天穿一身油渍麻花的工作服，骑着一台快磨没了漆的旧自行车，后边夹一个稀哩哗啦响的饭盒子，从家里出来一边飞驰一边高喉大嗓的和熟人打招呼，眼神中暗含着得意，心中充满了自豪：咱也是工人阶级啦！
    四年当中，星星屯的知青先后增添了三拨，走了三小拨。当然僧多粥少，由于指标的数量问题。能经过评选走出星星屯的毕竟还是少数。但总体来说，青年点的老青年是越走越少，剩下的基本都是再往下等一批两批也要走人的主儿，当然，连上我自己也算其中的一个。
    说句心里的话，在初我来到这里插队的时候，就压根没有过在这里干一辈革命的准备，其原因我在第一篇里已经叙述过，这里我就不再重复唠叨了。反正我是这么想，如果有那一天让我回城，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家找个工作，好快些帮帮我的母亲来分担一下家里的生活担子。
    尽管我也是归心似箭，可是随着知青回城潮的愈演愈烈，我后来倒不着急了。因为我看到的是，当时国家的用工体制大致是国营和集体的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工人的待遇和国营工人相比，从工资和各种待遇上就差不少。如果在国营企业混岗作业的，国营工人和集体工人的区别就愈见明显，俗称集体工为“二等公民”。
    我们星星屯的插队知青除了第一批曾分有国营工的回城指标之外，以后的连续两次招工指标基本上都是集体工。所以即使我回城的愿望再强烈，可又一想我都已经在乡下呆了四年了，如果再摊上个大集体工人的指标回去当那“二等公民”，我从心里也不太认可。因此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决定这批不行就再等下一批。实在不行了再说吧。
    都说“吉人自有天相”，这话一点也不假，就在我已经对这次招工的国营指标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我的好运突然来了。
    原来，1978年的秋季，城里的劳动部门忽然有了那么一条政策：可以退休或接近退休的工人只要自己提出退休申请，就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子女接班上岗。而我的老母亲那年恰好还有一年就到退休的年龄，他老人家思来想去的，为了让我的老兄弟早一点有个班上，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退休。准备让我弟弟来接班上岗，自己再备台推车在大街小巷摆个摊卖点雪糕冰棒什么的，不是也可以补贴一些家用吗。
    算计得倒是挺好，可等她递完了申请回家和我的老兄弟一商量，我这老兄弟是说啥也不同意。原因之一是他初中还没毕业觉得自己还太小，想把书念完了再说；原因之二就是他也不想让老母亲因为他的工作问题而提早退休，还要风吹日晒的出去卖雪糕挣小钱。就这样商量来动员去的，娘倆怎么也说不拢就僵在那了。
    这下老母亲可就发了愁，因为老太太的工作是个国营指标，老兄弟要是不去，那个指标不就白瞎了吗。母亲后来一想，干脆还是把这个标就给在乡下插队的二儿子吧，于是就托人赶紧把我叫了回来。
    我一听是个国营工的指标，正中我的下怀。我知道，虽然母亲的单位不大，但只要有国营企业这块镶金边的牌子，以后也会让我再有挑选工作的回旋余地。于是我就到母亲单位的劳资部门开了信就开始逐级的跑调转手续。还好，一切顺利。我紧忙慢忙的只用了三天工夫就从大队、公社、县里一路边光的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妥了。        ——摘自【知青岁月】

    雷午寨主，看你的网名，一直以为你是个南方人在云南一带插队。看来你的返城之路也不容易，好在你与你爱人都能够坚持，最终走到了一起。要知道有些人就是因为分开便各奔东西了。为你们的坚持喝采！深深的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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