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中的生死传奇-绍兴知青故事 （松阳知青 一书）

武斗中的生死传奇
作者：绍兴知青侯克拉
我原籍绍兴， 1966年5月3日从绍兴下放到遂昌县古市区赤寿公社大岭脚大队插队落户（当时遂昌与松阳是同一个县）。那时我才18岁，刚初中毕业，非常天真、坦率，正因如此，让我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生死磨难。
1967年9月，毛泽东主席一张“炮打司令部” 的大字报，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口号是“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各地民众都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文攻武斗，并发展成为群众斗群众的两大派组织。当时遂昌县就有两大派群众组织，即“遂昌县革命*****联合总部” （简称“总部”）和“遂昌县革命*****联合指挥部” （简称“指挥部”）。那年，我和同乡尉阿牛在大队也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指挥部”的行列。1968年初，两大派组织已非常对立，而且经常引起武斗。县人武部的枪支弹药也大量流入到民间组织，“总部”和“指挥部”都拥有大批武器并分割成两个据点。“总部” 据点在遂昌县城妙高镇；“指挥部” 据点在西屏镇和古市镇的上河村。后来，局势发展到以当今的界首村为界，双方武装割据，交通切断，一切车辆人员不准来往。当时我已离开大岭脚大队来到松阳西屏镇的“指挥部”据点，成为了“指挥部”政工组的一名成员。政工组主要的任务表面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其实是“派性”宣传，也就是对两派之间相互恶意攻击性。
1968年10月18日晚上10点钟左右，“指挥部”全体人员带着武器，突然从西屏、上河冲向遂昌县城，聚集在原遂昌火柴厂，并与“总部”发生交战。
19日，“总部”在丽水地区有6个县的“总部”联合成员来到遂昌县城增援。“指挥部”由于势单力薄，无力抗争，败下阵来。我们在火柴厂内一直坚持到21日上午退到火柴厂后面的山上，向梅溪庵方向逃去。下午2点左右，被“总部”武装人员包围于梅溪庵，我和同乡尉阿牛同时被抓 。“总部”的一名小头目钟亨寿（原松阳造纸厂职工，于1979年12月被判处死刑），冲过来，用手枪对准尉阿牛的后脑，扣动扳机，将其一枪毙命。钟见尉已死，又准备将我也击毙。说时迟、那时快，正当钟亨寿把枪对准我后脑的一瞬间，有一个人托起钟亨寿拿枪的手，我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那颗子弹就向天空射去。枪响过后，传来杭州口音说：“小钟，等一等，等我问清楚，你再打也不迟。”这位杭州口音的人一边说，一边走到我的面前。我才看清他是一位30多岁的高个子。估计他的职位高于钟亨寿，钟只得听从他，停止了射击。这位救我一命的人用杭州话问我：“你是哪里人？几岁？为什么要参加指挥部？”我用绍兴话回答说：“我是绍兴知青，今年20岁，我是受蒙蔽的。”当他得知我是绍兴知青后，立即对钟亨寿说：“这个知青不能打死，把他带回去教育。”然后派了两名 “总部”人员，端着枪，把我押向遂昌县总工会（当时是关押“指挥部”人员的集中营）。在押送的路上，我被他们两人中的一人用日式三八步枪的刺刀，在屁股上狠狠地刺了一刀。我顿时鲜血直流，两条裤腿全湿，一路滴到关押地点。后来我被关押了十天左右，就把我放了出来，直接送到赤寿公社，交当地批斗改造。第二天我回到了大岭脚，公社在各大队组织了批斗会，我跪在主席台前，脖子上挂着铁丝悬着的大木牌，接受群众轮番批斗。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得到上级领导的关怀，被彻底平反，并担任公社“揭?批?查”运动的组长，到界首大队蹲点，对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进行拨乱反正。
事后，为了感谢杭州口音人的救命之恩，我多方打听后得知，他是原遂昌林化厂职工，杭州人，已调回杭州。我无法当面向他表示感谢，甚至不知道这位恩人的姓名，一直以来心存内疚。
1977年12月“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后，在第一批上调知青中，我被当时的县委书记林彬提名上调。1977年12月25日我被安排在遂昌县建筑公司当工人，2003年11月因企业经营不善，公司倒闭，被迫下岗，后于2009年退休。
如今我已65岁，老伴63岁，她也是原建筑公司的退休职工，我们膝下有一个女儿在机关单位工作，女婿是一名教师，有一个外孙今年9岁，上小学二年级，全家都很幸福，这一切全要感谢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政策。
侯克拉：绍兴人，1966年5月到遂昌县赤寿公社大岭脚大队插队落户，1977年12月招工遂昌县建筑公司，2009年退休。现住遂昌。
绍兴知青侯克拉

当年裹挟去武斗，

险被枪杀终遇救，

被迫挨整好多年，

如今幸福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