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去要饭”是不是吃不饱饭的缘故？

“去要饭”是不是吃不饱饭的缘故？

　　当俺在键盘上敲打这个题目时候，两手发颤那是俺自己笑个不停。周末了俺调侃一下，欢迎拍砖哈！
　　
　　作为逻辑问题，先说吃不饱饭，可能回去讨饭，这个说法通常还是成立的。这里用了“可能”这个词，也就说讨饭不是唯一的办法，比如外出打短工，只要管饭就行，甚至还可以挣几个钱回来。这在俺屯垦戍边的河套地区，了解到当年“走西口”的，倒是多数采用打短工，有几个钱在去想去的地方，当然他们走出家乡那会儿，确实生活贫困吃不饱饭。现在说“乔家大院”的乔老爷就在俺生活三年黄河边的“三盛公”，这一路“走西口”就是这么干的。想当年焦裕禄做出去“要饭”民众工作说服工作，其主导思想是生产自救渡灾荒。
　　
　　那么，“讨饭是由于吃不饱饭”这个命题也不成立的。比如，现在就有“讨饭”的，是不是因为吃不饱呢？这回答就不能肯定了，实际上对于“乞讨”在古代也不是吃不饱饭可以全包含的，有些是作为一种最低的“营生”，这不就有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等的说法吗？这里的“丐”便是“要饭的”。俺上小学时（三年自然灾害）家门前见过“要饭”的，还从米缸里整点米给“要饭的”，因为俺看奶奶有时会给点他们，还说他们都有生产大队证明的，当然是他们受灾了。因为当年治安很好，本地区基本没有“要饭的”，想要饭也不成，小镇街道要安排零时工与住处，让他们有口饭吃。
　　
　　俺上山下乡那会儿在生产建设兵团，倒是很少看到这类情况。实际上社会在没有较大灾难时，社会的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罩在那儿，城镇街上看到要饭的要比现在少。后来俺回上海上了大学，学校在安徽凤阳大庙镇有自己的“五七干校”，教职工是轮流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俺留校后稍微晚了，轮流劳动锻炼已经结束了，去了一趟是为了把“五七干校”的那点“家当”运回来，有些不值得运回来的也就送给当地的社员了。也因为上学时当班长，班里有十五个是当年插队在安徽的，安徽的点点滴滴民情还是有所耳闻的。加上儿时安徽来要饭的（上海郊区要饭主要是安徽），脑子也想，要饭的为什么是安徽的？也有河南的？总有点不可思议，就华东地区为何主要是安徽的？清代时期山西的“走西口”与安徽的“要饭”其本质是生活所迫，但解决问题主要方式还是有所不同。为什么？
　　
　　一个社员回答我的问题是说，这里过去地主也出去要饭。怎么地主也出去要饭？对方笑呵呵说道，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想去，要吃这番“苦”，练就社会的生存能力；二是别人逼着他去，打赌打输了“去要饭”也不是啥新鲜事。这是一种说不清楚的风俗，不丢人的，有些“要饭”回来，说感受谈所见所闻呢。“唱着凤阳花鼓戏”要饭的，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抵挡唱戏班子的配置。有些是手艺人，找得到活干挣钱有饭吃，没有就是一个要饭的小组，当然农忙时节不会这样干的。这些年（七十年代）出去的，未必就是“吃不饱”，你想要“吃不饱”？那全队家家户户都“吃不饱”，各家分口粮是一样的，差别有但很小，区别是家庭人员结构、副业与自留地什么的，关键是当家的是怎么当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凤阳各生产队水平相差不大，吃返销粮的队有些年份有些生产队，可能从节约的考虑的，农闲时段外出要饭可以省一点来考虑的。再说了，从朱洪武皇帝到段祺瑞北洋政府总理，也都有“要饭”的经历，不丢人的事，但是要放到江浙一带多少带点歧视了。
　　
　　这就说像“要饭”这样的问题，也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习俗与认知程度不同来思考。也因为俺们这代人走南闯北，也就有个比较。比如安徽小岗村与山西大寨村对待所面临困难，习惯性思考还是有区别的。俺去过河南新乡，那里有个叫史来贺的支部书记，他的大队没有出来要饭的，三年自然灾害没饿死一个人，很有号召力的支书，在他的带领下不是生产自救渡灾荒吗？这不同样是河南吗？然而有些地方自力更生精神非常缺乏。所以，也就有了小岗村书记外派这样的新鲜事，为何需要外派，而且是财政厅的处级官员当村支部书记，也确实有点另类了。其中的奥妙俺这代人应该还是看得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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