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05年5月23日后半夜走的,在阳83年。也巧,我们家门牌号码就是83号!
我和儿子用手默默地为他梳理着头发,此时他安详地躺着,完成了与人世间的一切纠结和最后交割。也就是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家族中那一抹传奇被永远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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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父亲是捡的一条命。
父亲一生很重乡情,在外面工作几十年,但凡家乡来人,总喜欢唠家常摆家谱。在土烟蓝蓝的烟雾和香茗袅袅的清香中,尽情地回忆着往事,“前人不摆古,后人不识谱”。但我生性逆行,从来不大关心这些。只知道我们祖籍是湖南,只知道我父亲这条命是我奶奶捡的。
在我们老家乡下,解放前多有种植鸦片者。山坡里,信风所至,淡紫的罂粟花把个夏天摇曳得芬香醉人。山民们把它熬成膏子,大多是作为自备用药。这里的老人都记得,父亲大概是在两岁时节,有天玩累了玩渴了,抱起晒台上那熬鸦片的水咕噜咕噜地喝,随即就倒在地上不弹不哼。一个院里的人都吓坏了,都说这细娃没命了。爷爷的嫂子勾下身子喊“冬生,冬生,我要是把你喊答应了,我就把你抱起走哈。”我父亲是冬天生的,所以唤做冬生。连喊几遍,父亲居然哼了一声。于是被他大伯娘抱起飞跑。
从此,我父亲便过继给他大伯家,他大伯娘就成了我的奶奶。这家人本来没有后嗣,是父亲为他们立了一房人,续了香火。在传统文化里,传宗接代是家族生命中最大的尊荣。
殊不知奶奶此举,竟抱出一个家族的异种。因为我的祖上,应该不是赤贫阶层。老家祖坟园至今还在,我没去记碑上的那些文字,只依稀看到有什么“贡生”、“翰林”,白衣苍狗,变幻无定,我的亲生爷爷和一个叔叔后来都当了保长,在当地被称为“保长世家”,49政权更迭后,东躲西藏,终知难逃新政天网,于是爷爷一绳子悬上横梁。而我父亲则跟了他的贫困大伯长大。按照我党圣主的理念,贫困者最革命,“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所以父亲后来不但未受牵连,免遭了打家劫舍的厄运,而且还进城了,“革命”了,彻底摆脱了世代农耕的命运不说,几十年后,还把他的子女们也输送给了“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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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父亲,因逐渐萎化而颧骨高凸,全然没有了以前的英气和威严。但虽然病残十几年,却总没哼叫过。我有几次胆结石和肾结石发作,疼得叫唤,母亲便往往拿父亲来开导我,说父亲年轻时脚上裂开寸多长的口子,自己用针线逢起,钌得鲜血直流都不叫一声。
真佩服!我相信父亲就有那意志,就那么坚毅。在万县站,父亲手下一个工人,平日里对父亲必恭必敬,还用大红纸写了一首打油诗“共产党员张xx,他把困难扛在肩,对待工人象亲人、、、、、、”贴在食堂里。但他那大奸似忠的面相,从憨憨一笑,转身又收回的表情中看得出来,他是想争取入党。其实父亲只是个小头领,哪里般配这样的吹捧,这只不过是那些人的经典作派而已。到了文革,他把被他平日里民间表扬的“优秀党员”捆起来斗。可是父亲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有一脸的鄙视。这要是换了我们,肯定做不到。
70年代父亲患了腰椎病,疼得钻心,但单位还要他到武汉出差开会;没法,硬是被随从扶着走路,扶着上下船。开会回来又自己杵着拐杖到医院打封闭。直到我自己后来体验到这个病的火色后,我才真正认识了一个叫作父亲的男子汉!
万县站设在江南,人们都喊陈家坝,文革中改为红旗坝,实际上靠近了翠屏的桥口。就在往半边街走的那路口上,有一棵古老的黄角树,高大粗壮,苍劲屹立,抗风力极强。父亲常常在星期六站在树下,眺望对岸,等着我们放学归来。我总是觉得那黄角树就是父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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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回忆,是需要勇气的,即使是对于父母这样的至尊至爱。
就说父亲吧,我们为他办完后事回来向母亲禀报,原以为母亲会泪雨一场的。孰料母亲不但没有哭泣,反而数落起父亲来。“一辈子清清白白的人,哪么要承认偷了两分钱哟,我先要是晓得,硬是不准他入那个党,入那个党搞么子吗!”
我们诧然吃惊,母亲的述说,道出了父亲政治上一个天大的秘密。
解放前夕,已经进城的父亲,结识了几个异乡客,他们时不时地找父亲谈白聊天,也找父亲给他们送过些什么条子。英雄不问来路,反正一解放就让父亲做了街道户籍员。但那毕竟还是在体制外,于是父亲后来便到专暑贸易公司参加工作,穿上了灰制服。随后,就有了令母亲埋怨,一生的事。
父亲不管走到哪里,工作总是排在第一档次,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评他个超一流都一点不过分。这类干部领导用起来放心,群众看起来顺心,行政成本极低。所以当他提出入党的要求时,他的一位老领导嗯腾都没打。但好事多磨,讨论时有人说这个老张确实很不错,但是他的认识里面竟然一点缺点都没写,比我们党员还先进,也太不谦虚了嘛。这位好心的书记领导,唯恐父亲入不了党,就下来找我父亲谈话,做工作。人嘛,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你原来没入党,那就说明离先锋队还有差距,有差距就是有不足有缺点嘛。父亲想去想来,的确想不出有过什么错事。书记挑明了:你不说点缺点错误肯定入不了党!父亲望着这位同庚书记,你不是在诓我吧?书记说只要你哪怕承认有一点,我保证你入党。
入党心切的父亲,几番谈话下来终于“交代”:解放初期在专合办曾经趁出纳不在时,在他屉子里偷过两分钱。书记说这就对了嘛,行了。
那段时间,父亲总是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生怕是书记做的笼子,因为党组织从来都是讳莫如深。“三反”“五反”打老虎那阵势是见过的,单位上有同事就是主动“坦白”,上了书记们的当,被捆绑吊打几个晚上,妈呀娘的叫。现在,三木之下的那些“供词”,足可为我们的荒诞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
还好,这个书记没做笼子,父亲就这样进党了!这事,父亲一直没给我们讲。
原来父亲一生的荣誉,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全都是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关于“污点”的谎言上面站立起来的!真正要说污点的话,这谎言才是他最大的污点和奇耻。但是从少年记事开始,我们也经历和看到过好多的政治运动,世事险恶,阅人无数,我们理解父亲,理解我们的各色党人,更理解我们莫名其妙不断扩容悲喜剧的炎凉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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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干到63岁才获准退休,回到恩施老家。这里是他的人生起点,落叶归根,每个人都要往回家的路上走。他要回家了。
回到老家,父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他父母和叔叔修坟打碑。立碑那天,几部小车开进三岔故里,鞭炮炸得十几里外都能听到。老家人都管我父亲叫二伯,那些日子他们的二伯很风光。
可是到了垂垂暮年,接踵而至的悲伤无情地打击着我的父母。父亲因糖尿病、白内障而致残,我的小妹妹被自行车撞殇、、、、、、嗜血的折磨,终于把父亲击垮了,天天潸然不已,老泪从失明的眼里流到嘴角。我知道很少流泪的父亲,那每一滴泪水都是连心的。也看得出他在崩溃的边缘,总想于冥冥之中抓住一息生命的游丝。要走的那几年,父亲尤其爱回忆往事,回忆万县站的故部,说他做了不少好事,招收了哪些哪些人,哪些哪些原本是街头混的,现在他们的后人都出息了,谁做了老板,谁当了工程师,谁又是万州副区长、、、、、、可以看出父亲为万站后辈骄傲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可能也有些许暗示,希望我能够接点地气,多给亲戚朋友帮一些忙。这倒使我想起那些年在万县市,父亲常常掏钱买些红糖和盐巴寄给家乡亲人,或者寄点钱回来让孩子读书。
而当父亲在考虑他的后事的时候,透露出他还是想回三岔土葬。这倒真正是到难题,我们这里规定中共人士死后一律火葬,而且县处级亲属必须报告。当然,火葬的规定早已有之,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签名倡导身后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可是第一个签名的后来却被继承者们以世世代代永远瞻仰为由,躺在水晶棺里。其实让世世代代永远瞻仰的是那空前绝后不可逾越身后哀荣。但在下面,谁敢越雷池半步?有的老人即使入了材都要拖出来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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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家族,一直流淌着孝悌和恩仇的血液。现在回过头想,为了尽孝,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包括风头正劲的文学事业。只是有一点倒是叫我很为难,那就是怎么样对付殡葬恶规。
父母也看出了我的心事,就说干脆火葬算了。越是这样我越心里渗血,《礼记》曰“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
父亲走得并不怎么痛苦。头天我还把他第二天的菜谱同他商量了,早上盐菜汤圆,中午煨猪蹄。父亲答应得很爽。这个承诺,当然永远无法兑现了。
既然我对父亲的承诺都无法兑现,那又何必要去忠诚于那些条条款款呢?何况白喜事在我们这里称作山寨的狂欢节,一种原生态的生死哲学。我不会用父亲去祭泯灭人性的红头文件,更不会在今后因歉疚而精神自救。于是趁着麻麻亮的天色,把父亲悄悄运出城,送回了乡下老家,葬在他和母亲年轻时开出的一块荒山坡上。
神奇的是,父亲入土那天,山雨如酥;第二天复山,我们刚刚把土石垒完,刹那间天空放晴,一架飞机从上面飞过,带出一条长长的灿烂彩虹、、、、、、
(张永柱 2014,3,18于外河园书斋)